为深化改革，总结和反思自身特色，了解借鉴发达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国情和发展模式。7月22日上午，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在院部462会议室召开“比较与反思：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清华大学、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莫斯科大学、尼赫鲁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等10余位国别和区域问题研究学者围绕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经验进行讨论。本次活动受到“国际关系”学科创新工程资助。

研讨会分为主旨演讲、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的比较和反思、新兴经济体城市治理的比较和反思三个部分。

会议邀请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研究员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远教授做主旨演讲。

刘鸣研究员作为国际关系创新科学首席专家首先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随后对当前中美关系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进行论述。近几年，中国科技、军事、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却又在WTO中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出现了国际定位不明的问题。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下，世界银行将中国从“中低收入国家”升为“中高收入国家”，它符合中国对投票权改革的诉求，但中国也因此丧失了作为“中低收入国家”所享有的低息无息贷款等优惠。当前，反全球化思潮兴起，单边/双边主义泛滥，民粹主义高歌猛进，国际环境充斥着不确定性。中国必须做好中美经济和战略竞争长期化的准备，对产业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进行调整。“新兴经济体”最初是经济概念，中国可以与新兴经济体进行务实合作，譬如能源、气候、农业，甚至价值链等方面。

任远教授主要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发展特征,主要是被动性、非正式性和路径依赖。首先，被动性。北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产业网络体系扩展使得一些南方国家的城市成为对接全球市场的枢纽型城市和门户型城市。反过来，发展中国家城市体系和生产网络的调整也影响发达国家。其次，非正式性，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劳动力市场机制建设不足导致非正规就业市场的出现。私人租赁、城中村、贫民窟等非产权形态的居住安排体现了城镇化过程中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缺乏。这种浅层的、不完全的城镇化造成日益增加的社会不平等，损害了持续城镇化的能力。不过另一方面，它可能降低了城镇化的成本，有利于创新。第三是路径依赖，南方国家普遍具有殖民地历史和自身的特殊传统，导致各自显著的差异性，譬如缺乏明确土地产权制度而形成的印度贫民窟和基于乡村集体产权而形成的中国城中村。任远教授指出，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特点是工业化先于城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存在什么独特的经验。不同国家、不同城市都有自己的治理手段，这些治理手段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在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的比较和反思中，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汪段泳副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谌华侨副教授、尼赫鲁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张洋、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李依婕分别对埃及、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情况进行了介绍。

汪段泳副教授有着长达数年的埃及调研经历，他对埃及经济形势与对外经济合作进行了阐述。他发现，埃及革命之后，其主要贸易顺差和投资额来自中国的投资和借款，但中埃合作主要停留在基础设施和装备方面。他接着提到日本向埃及教育输入模式，有效地扩大了自身影响力，孔子学院相形见绌。他还发现，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对外开放呈现出“内卷化”特征，对外投资往往出于非经济动因。

谌华侨副教授介绍了巴西国际发展合作，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提供了参考。巴西左派政府积极主动与其他国家分享其在教育、减贫、农业、科技等领域的发展经验，并由联邦政府拨款，强化与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合作。按照紧密程度呈现明显的分层，首先是拉美，其次是非洲，再次是葡语国家联盟。巴西国际发展合作具有高度透明化的特点，政府依照宪法公开合作内容，并由第三方机构提供动态评估报告，这一点非常值得借鉴。

尼赫鲁大学博士候选人张洋从个体、集团和国家三个维度分析了印度教对印度经济影响。印度教的“节省”、“宿命论”、“神性自我”等观念使赤贫线以下的居民“安于现状”、“乐天知命”。印度教的种姓观念使财富较为稳定地集中于一个阶层，但另一方面阶层的稳定也对社会流动和经济发展造成了阻碍。印度教为印度提供了文化自信，也带来了大国迷思，使印度更倾向于参与自主性经济项目，导致对外开放不足，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的加快。

李依婕主要对印度尼西亚的高铁项目进行了介绍。雅万高铁是中国在东南亚修建的第一条高铁，连接雅加达和万隆。这个项目中，印尼控股占60%，而中国却承担了75%的融资任务。但经济上的大量投入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政治效益，中国面临着政治不友好、社会舆论不信任、项目论证不严密、以及融资困难等诸多挑战。

通过对埃及、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发展道路及其与中国的联系的探讨，不难发现，这些国家的发展国情、战略选择与核心使命各不相同。尽管都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如何有效应对仍存在巨大差异，需要各国结合自身国情有效挖掘。

在新兴经济体的城市治理讨论环节，伊利诺伊大学张玥副教授、清华大学王建竹博士、莫斯科大学沈泽源、上海社科院汤伟副研究员分别对巴西、印度、中国、尼日利亚、莫斯科、约翰内斯堡等国家在城市化出现的问题和治理经验进行了阐述。

张玥副教授长期从事城市非正规居住的实证调研，她从学科意义上提出了三个问题：这种超出国家管辖和规范的居住形态是由政府制造出来的还是无序生长出来的？这种无法被治理的领域应当如何被治理？非正规住宅往往被简化为“贫民窟”“棚户区”，这是否体现了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她选取广州、孟买、圣保罗三个城市案例，发现非正规住房成因各异，广州城中村是基于农村集体产权的合法住房，孟买的贫民窟则属于非法占地建房，而圣保罗的非法占领区形成于无房者有组织地占领城市中的闲置楼房，并得到了政府的默许。其次，她发现非正规住宅的功能极其相似，它们都为超大型城市提供了人口蓄水池的作用，某种程度上，它既是国家管理的对象，也是国家制造出来的。再次，政府治理的结构，如政府间关系、政党制度、非政府网络等因素都对国家干预的结果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全球化趋势下治理趋同的表层下，不同国家对非正规居住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方式，治理的流动性越来越大。

王建竹博士介绍了非洲第一大城市—尼日利亚拉各斯的城市增长情况。过去二十年，非洲的城市化速度远快于世界其他地区，其规划却是进口的。与许多殖民城市一样，拉各斯规划并不是以工业化为起点的，而是通商口岸的殖民化。当前拉各斯经济复杂而矛盾。一方面，就其经济多样性和深度而言，在尼日利亚乃至非洲几乎没有城市可以与之比肩；而另一方面，失业、不充分就业、贫困率居高不下，也使大多数城市居民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无论人口总量还是建成面积都在迅猛增长，拉各斯是典型蔓延式增长，用地性质和开发强度管控、基础设施和住房供给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尚未建成现代化的功能城市。

沈泽源对莫斯科的地理位置、历史和空间形态进行介绍。历经数世纪的发展，莫斯科形成了放射形的环状城市结构。城市空间体量庞大，几何形体感强。城市各区域之间的联系纽带是呈环形的林荫道系统。各主要放射形干道与林荫道交叉形成了莫斯科城众多的、各具特色的广场。2010莫斯科城市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多中心建设，2011年，莫斯科市政府又在西南区首都示范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莫斯科”计划，然而目前计划陷入停滞。究其原因，可能是2014年开始的卢布贬值狂潮以及国际制裁对莫斯科的战略规划产生了影响。

汤伟副研究员论述了约翰内斯堡的发展演变及其战略规划。约翰内斯堡因其特殊的发展轨迹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约翰内斯堡的空间格局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特征，损害了社会融合，削弱了经济增长的潜能和可持续性。在国际规划思潮的影响下，约翰内斯堡开始追求相对平衡的多中心空间格局。然而社会包容所需要的普惠公共服务和世界级非洲城市所需要的高端化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固有的张力，而随着人口的持续大量涌入，转型的效率也相当有限。为此，约翰内斯堡必须大力扶持就业吸纳为主的产业，对空间蔓延予以有效管制，逐步构建一体化的区域治理机制。

通过对不同城市治理的比较，不难发现，新兴经济体有着不同的制度背景、历史传统，并且不同程度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了城市的发展轨迹及其当下的空间结构。如何结合全球化影响和特殊国情，尤其是国家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改进治理模式，推动城市建设，仍值得学术界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探究，当然相互借鉴也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