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研究所所长、教授）；郭盼盼（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

希腊推进共享汽车和拼车业务的路阻且长

3月12日据希腊《中希时报》报道：近日希腊内阁批准了一项全新计划，该计划将在希腊引入推广共享汽车和拼车业务，以缓解交通拥堵状况，减少尾气排放。希腊基础设施和交通部将在2021年年底前制定相关立法。在信息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下，希腊此时推行共享经济，似乎是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措施。但是这种放弃汽车的所有权，通过共享方式获得汽车使用权的举措，能否为希腊居民所接受，前途未卜。

一、共享汽车有助于舒缓疫情所导致的希腊经济困境

希腊于2018年正式宣布退出救助计划和紧缩计划，经济逐步步入正轨。当经济处在恢复元气的关键时期，遇到了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希腊经济再次遭到重创。希腊统计局发布的有关2020年的经济数据显示，希腊在2020年所有企业和经济活动的营业额为2660.8亿欧元，与2019年相比，下降了13.5%。2020年的疫情令希腊几乎所有的商业行为损失惨重，作为占希腊GDP的20%的支柱性产业——旅游业更是严重受损，形势低迷。希腊银行称：2020年1月至4月希腊的旅游收入同比下降了51.4%，入境游客人数下降36%。这致使许多酒店和景区的倒闭，同时导致大量的失业问题。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希腊政府迅速放松了对旅游业的限制措施。希腊政府4月19日宣布，取消对来自欧盟成员国和美国、阿联酋、塞尔维亚及以色列5个非欧盟国家的游客入境后必须隔离14天的限制，前提条件是他们持有疫苗接种证明或者持有72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报告。希腊政府逐渐放开国门，想要恢复旅游业以前的繁荣景象，共享汽车将会是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外国游客到希腊旅游，除了关心吃住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交通问题。相比昂贵的飞机票和长时间的火车，在希腊自驾出行才是首选。共享汽车的引入将成为希腊旅游业的一大新机遇，吸引更多游客来希旅游，将为后疫情时代中希腊旅游业增添新的活力。随着希腊支柱性产业的恢复，也会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酒店、餐饮等商业活动的复苏。各种经济活动的回春，会逐渐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

二、共享汽车有助于缓解希腊交通阻塞问题

希腊的公共汽车遍布在不同的城市，是通勤的主要方式之一。希腊地形以山岭、狭窄的平原以及山谷河流组成，几乎没有完整大面积空地，致使希腊的城市建筑群多是无规则排列，城市道路也多是弯曲狭窄拥挤；此外，因为长期的经济危机，导致希腊的交通基础设施未得到及时的维护，设施老化。种种原因导致希腊的公共交通十分拥堵，尤其是在工作日期间早上八点左右道路拥堵程度达到75%-80%，晚上六点达到65%-70%。此外，据有关数据统计，2021年希腊总人口为1110万，世界排名86，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2人，全球排名99。在不合理的城市公共交通以及高密度的生活环境的压力下，为了出行方便，在希腊经济逐渐复苏后，越来越多的居民有意愿且有能力购买私家车。相关调查报告指出：相比我国私家车每千人保有量128辆，世界排名94，希腊私家车每千人有624辆，世界排名12。但私家车数量的激增也引出新的问题，如停车位不够，居民随意停放，这对本就拥挤的城市道路将是一种新的压力。希腊政府推行共享汽车和拼车项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道路上的车流量，缓解道路拥堵问题。

三、共享汽车有助于减少碳排放

据报道，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5%来自交通运输业，公路交通占到其中的71.7%。欧盟及成员国正在不断加大对零排放共公交车的支持力度。环境组织“交通与环境”汽车行业主管詹姆斯指出，欧盟零排放公交车前景好，但各成员国之间发展极度不平衡，瑞典、芬兰等国已经打造欧盟规定的标准，希腊零碳排放公交车数量尚不到总量的4%。《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中指出：2018年希腊空气污染得分46.41，全球排名105。其中二氧化碳排放密度得分41.93，排名113。由此可见，希腊交通行业减排的压力较大。推行共享汽车和拼车业务，可以减少碳排量，保护希腊环境。

此外，根据2019年globalpetrolprices.com发布的数据中得知希腊汽油价格1.6美元/升，全球排名第9；柴油价格1.39美元/升，全球排名第16。高额的油费也应该使希腊政府看到，推行共享汽车时，采用新能源汽车将会是会更好的选择。希腊正在逐渐放弃褐煤发电，采用新能源，减少碳排放。数据显示，希腊2020年上半年新安装了110台风机，新装机容量为287.3兆瓦，这使希腊风力发电场的总装机容量达到3884兆瓦，并且大部分都已经被并入希腊国家电网。这些为新能源汽车的共享提供了便利，但是关于共享汽车的数量和投放地点也要有合理的规划，否则将会适得其反。

四、资金可能会成为希腊发展共享汽车业务的一大阻力

要发展共享汽车业务需要一大笔资金，资金投入包括但不限于共享汽车的开发与购入、项目平台的建设和运营维护、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大数据信息技术的研发以及相关管理人才的培训和招募等。近期希腊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底希腊政府公共债务存量达3740亿欧元，以2020年希腊GDP 1685亿欧元计算，希腊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达到222%，债务水平首次突破200%，超过欧盟和欧元区债务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1年希腊基本财政赤字将达到6%。虽然希腊的债务危机有所缓解，但是希腊仍然是欧盟第一大债务国。目前，欧盟仍以低息或者无偿贷款给希腊提供帮助，但这些钱都是要还的。希腊经济背负巨石缓步前行。近年来，希腊宽松的移民政策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回升为希腊带来客观的经济收入。疫情冲击后的旅游业也在慢慢复苏，这为希腊的债务带来一定的缓冲，希腊经济百废待兴，后疫情时代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推行共享汽车和拼车业务，资金就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五、技术问题可能是制约希腊共享汽车发展的一个因素

此外，共享汽车和拼车业务依托的是大数据平台的运行，推行这个项目，相关的技术支撑是重中之重，包括平台的建设、运营和维护以及对庞大复杂的数据信息处理功能。研究数据联盟（RDA）是由欧盟委员会、美国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创新部建立的一个国际组织。截止2019年5月，RDA已经有137个国家8200个机构及个人成员。这为希腊的共享项目提供了沟通的平台，拥有了跨越学科和国家的共享数据。同时，开展共享汽车和拼车业务需要相关的技术人才支持。但希腊的人才流失问题严重，即使希腊政府已经开展了各种人才回流和引进政策。2020年2月18日《希腊每日报》刊登了企业联合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此报告指出在2008年到2017年十年间，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希腊债务危机，有467764名希腊公民到外国求职，其中近70%的人拥有高等教育学历。除此之外，希腊的社会福利优越，生活成本低，希腊人民不必为赚钱而四处奔波，多数人属于享受生活类。这都致使希腊缺乏支撑共享汽车项目的技术型人才。

六、法律平台可能会成为希腊共享汽车的最大阻力

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为共享汽车和拼车业务提供一个有效的市场，保证共享平台上个人信息能够得到一个良好的保护，建立一个高质高效安全的共享平台。2008年9月1日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欧洲数据保护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集中介绍了欧盟成员国的公司应该如何遵守欧洲的数据保护法律。欧盟的新数据隐私保护条例GDPR与2018年5月25日在欧盟成员国内生效。该法律被认为是欧盟关于数据隐私最严苛的法律，最高处罚金额可达2000万欧元（月1.5亿人民币）或企业全球年营业额的4%，两者取其高值。这些法律法规的存在可能不利于共享汽车和平车业务的开展。为此，希腊政府还需要对此进行修正和完善，以便既遵守欧盟规定，又能缓解居民隐私泄露的担忧。

希腊推行共享汽车和拼车业务是顺应时代趋势，推动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举措。但是所有环节都尚在储备期，希腊开展并良好的推动此项目持续发展的道路还很漫长。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中欧投资协定的政治化也许是个错误

欧盟委员会中负责贸易的副主席瓦尔迪斯·多姆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进程的言论引发了公众关注，他暗示布鲁塞尔已经停止为批准投资协定做出努力。周三，欧盟发言人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澄清。发言人说：“现在必须对协议进行法律审查和翻译，才能进行批准。然而，CAI的批准过程与中欧关系的发展动态紧密相关。”他提及到，CAI的批准前景将取决于中国对欧盟制裁一事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发言人并没有像多姆布罗夫斯基斯一样，说欧盟已经停止了批准CAI的努力。周二，媒体援引多姆布罗夫斯基斯的话暗示，欧盟已经暂停了批准CAI的一些努力，因为随着制裁的实施，“环境不利于该协议的批准。”

但是，对制裁的类似评论清楚地表明，欧盟仍在错误地试图将大规模投资协议政治化。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欧盟是在没有任何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先对中国实施制裁的，而中国只是采取了合理的对策。如果欧盟让这个政治问题阻碍CAI批准程序，那将是又朝错误的方向迈出一步。欧盟关于批准CAI的声明也表明，欧盟内部的某些人正试图利用中国合理的对策作为停止投资交易的理由。但是，不合理地将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势必会损害来之不易的结果。尽快批准CAI对欧洲国家和企业绝对有利。CAI的缔结加强了欧盟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和重大多边谈判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如果欧盟想向新能源过渡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它需要与中国合作。批准和实施CAI将促进这些领域的合作。从技术上讲，CAI仍可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获得欧盟的批准。但是，欧盟必须消除一些障碍。一方面，欧盟需要统一内在的不同声音；另一方面，欧盟需要克服来自美国的压力。在去年年底中国和欧盟结束了该协议的谈判之后，西方媒体持续质疑CAI是否会最终实施。诚然，拜登政府强迫其盟友与中国对抗的企图给CAI的批准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欧洲领导人应明确指出，在中国政策方面效仿美国的领导行为不符合欧盟的利益。

此外，欧洲官员和政界人士应明确指出，对中欧CAI提出棘手的问题无法解决欧洲自身的问题。欧盟不应将协议政治化，而应采取更多实际行动来推动该协议的批准，以便该协议能尽快得到执行，这对双方和世界经济都是有益的。

尽管一些欧盟政客发表了不同意见，但欧洲主要领导人表示有意尽早批准该条约。中欧领导人最近的对话也表明，中欧之间有共识要尽快批准该协议。

（翻译 陈思杨）

刘典（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赵婧如、韩泰格（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生）：

在国际变局中推动中欧合作行稳致远

2021年3月，中欧关系频频出现摩擦，受到多种结构性因素影响，一系列意识形态纷争打断了自2020年起双边合作持续推进、双边关系趋于稳定的良好态势。3月8日，英国通信管理局对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实施制裁；3月22日，欧盟外长会以人权为名对新疆4名官员和1个实体实施制裁，随后位于瑞士的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宣布抵制新疆棉花；中国基于对国家利益的维护，第一时间也宣布对欧盟的10名官员与4家实体进行反制裁。3月30日，欧盟议会决定取消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定会议。

虽然当下国际环境处于变动之中，导致中欧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不同层次的关系也在加速变化，双边关系出现明显的阶段性调整，但双方继续合作的基础仍然存在。2021年4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通话中表示，要把握中欧关系的大方向与主基调，在相互尊重、排除干扰的前提下推动中欧合作健康稳定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的稳定性。在3月份的欧盟视频峰会上，默克尔也公开表示尽管欧盟和美国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但欧盟在对华政策上不会与华盛顿保持一致。因此，当下应正确认识中欧分歧，把握双方关系的主基调，稳定推进中欧合作。

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出现变化，中欧合作进程受阻

2021年3月以来，欧盟对华采取了一系列态度强硬的行为，双方之间的经贸合作与意识形态纷争交织。尽管中欧在政治制度、战略选择等方面上存在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对华政策出现根本性的转变。事实上，自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中战略前景》这一对华政策文件、将中国首次定位为“谈判上的合作伙伴、经济上的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以来，中欧关系就从快速发展期步入深度调整期，呈现出不同领域不同政策且变化频繁的复杂特征。欧盟既希望在经贸合作、全球治理等方面与中国形成多边主义伙伴关系，又坚持自身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观利益，导致双边关系一直处在合作与分歧共存的复杂状态中。而当下，中欧关系中的消极一面频繁显露，主要有来自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是阻碍中欧合作的主要变量。由于对多边主义立场的回归以及对跨大西洋关系的修复，拜登政府将在在气候变化、核武器等国际问题上重回国际合作的传统路径，注重与盟友的政策协调；在经贸领域上，拜登政府也会力图推动国际经贸关系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与经济合作机制之中，重新引领国际体系的塑造与国际秩序的建构。这与欧洲秉持的“国际主义”“全球化”等价值观保持一致，缩小了特朗普时代美欧在践行国际规范方面的分歧，提升跨大西洋关系的向心力，为美国拉拢欧盟以“人权问题”“安全威胁”等理由对华实施制裁、制造中欧关系波折带来机会。

尽管中欧在某些领域上存在共同的经济利益，但美欧同为西方发达经济体，对于中国崛起引发的权力格局变动与国际经济竞争，采取对抗中国的共同立场维持西方的优势地位，阻碍中国在国际供应链、价值链中的向上转移。因此，欧盟虽然在部分领域中推进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投资，但整体上热情有限，会在中国的广阔市场与美国的资本技术优势、中国的新兴产业与西方传统的制度性权力寻求再平衡，对中欧合作形成阻碍。

其次，中欧在经贸领域相互联系程度的日益加深与务实合作的推进，为双边关系提供了积极的结构性因素。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与全球经济的衰退，中国与欧盟在双方都为了全球公共卫生的治理、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维护做出重大贡献的基础上，继续在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经贸领域的推进了一系列互利互惠的双边合作，并于2021年12月30日签订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抗疫合作增强了双方的政治经济互信，中欧双边经贸关系也得到深化。2020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且双方互为彼此最大的贸易对象国；欧盟对华进、出口商品总额高达3835亿与2025亿欧元，较2019年分别同比增.6%、2.2%，对维持疫情期间的社会稳定、促进经济恢复具有重大作用。

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关系深化意味着欧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有的态度，以及面对中欧分歧采取的手段将不会与美国完全保持一致。欧盟本质上希望将中国吸纳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而不是完全加入美国的反华联盟，将中国排除在国际供应链、价值链之外。德法领导人也在多个场合强调坚持独立的对华政策。因此，欧盟虽然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与中国长期存在差异的领域挑起纷争，但其政治表态含义大于经济制裁效力，中欧关系不会迅速交恶。中国与欧盟在经贸领域的共同利益仍然是促进双方在保持相互尊重、推进双边合作的有利因素。

此外，疫情的反复催生出许多新领域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的重点与大国博弈的焦点，也会对中欧合作带来挑战。当下，疫苗分配、数字经济等关键议题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一方面来看，由于疫情催生了对线上经济的需求，数据的资源性、价值性进一步凸显，欧洲对本土数字市场与数据资源采取更严格的规范和保护主义规制，对中欧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贸易、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带来阻碍。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疫苗研发为多个国家抗击疫情提供了有力的援助，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其国际产品的提供者与国际秩序的引领者的地位带来挑战。为了维护西方的国际话语权优势，美国将中国的疫苗援助视为地缘政治武器并在舆论上进行政治化与污名化攻击，不利于中欧之间的抗疫合作。

二.、把握中美欧新三角关系，营造中欧合作有利外部环境

中欧关系之所以呈现出不同领域不同态势、政策波动频繁的复杂特征，在于美国是影响中欧关系的重要因素。推动中欧双边合作进展需要把握当下中美欧之间的新三角关系。2016年特朗普主政之后，其单边主义、美国优先的战略立场，导致美国在对待盟友的方式上与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国际秩序的国际行为上出现重大转变，美欧关系急转直下。因此欧盟在经贸、安全、全球治理等多个领域增强对华合作。

当下，中美关系面临挑战、美国对外政策发生转变是中欧关系产生不确定性的源头。随着拜登政府入主白宫，美国在人权、南海等传统问题上将会增加对华压力，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将在不同与特朗普时代的领域中展现出来。美国会通过对跨大西洋关系的修复拉拢盟友，美国意图增强与欧盟对华政策的协调性，形成打压中国的合力。但另一方面，由于中欧在绿色能源、数字化发展等多个领域仍然存在共同利益，面临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双重压力的欧盟又会保持一定的战略独立性，中美欧新三角关系将会呈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应正确认知拜新时期的中美欧新三角关系，探索保持双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新路径，为中欧关系的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从根本上来说，基于大西洋主义的美欧关系依然稳固，不会仅仅因为来自外部的经济利益而崩解。美国与欧盟在安全领域深度相互依赖、在意识形态价值观方面的高度一致，双方需要协同维护西方在国际价值链、产业链中的资本技术优势，以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国际价值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当中国在快速应对疫情以及援助国际社会协调抗疫的过程中体现出了强大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动员水平优势，对西方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制度的所谓“普世性”和“优越性”形成挑战。欧盟无论从维护自身权力、保持国际地位的角度主动为之，还是受到美国在安全防务问题上的战略压力而被动为之，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对中欧伙伴关系造成逆向压力。

但拜登政府的上台及对外政策的调整，短时间内无法弥合 “单边主义”“美国优先”等特朗普主义政策对大西洋关系造成的实质性伤害。一方面来看，在过去的几年中，特朗普政府接二连三的行为展现出为了本土利益的最大化以及转嫁国内治理危机，美国会不惜以邻为壑损害盟友的利益；导致跨大西洋关系暴露出面对美国自身利益时容易变化且缺乏持续性性合作的短板，损伤了政治经济互信的根基。而当下美国在修复美欧关系的同时，也在利用欧盟作为其反华战略的战术先锋，消耗欧盟实力，不符合欧洲所追求的“战略自主”“欧洲主权”等目标。

另一方面来看，美欧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也难以消解。欧盟希望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来增强参与未来国际经济竞争的核心实力，提升欧盟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因此持续推进数字与技术主权政策，发布了《欧洲数据主权》《人工智能白皮书》等多部重要文件，力图增强对本土数字市场的控制权，推动欧盟数字企业的发展、数字技术的创新与数字经济的增长。这与美国近年来来频频收购欧盟本土的新兴公司，以维持谷歌、苹果、亚马逊等来自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利用其数据壁垒、技术优势、平台规则在欧盟数字市场形成的垄断地位与数字霸权的战略形成冲突。

这也是中欧增进双边合作的机遇。在疫情持续的背景下，消费习惯和生活观念的转变将推动各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对网络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能力也提出更高要求。中国与欧盟作为主要的数字经济体，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贸易、数字技术标准方面展开合作，不仅可以提升双方的数字经济竞争力，同时将有助于形成更公平、开放的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规则框架，满足双方的发展利益。

因此，新时期的中美欧大三角关系将呈现出竞争与合作频繁变动的不确定性，不会快速形成战略上的对抗。尽管中欧在制度上存在较大差异，但中国具有能够持续性贯彻对外政策的内部政治环境，同时在数据主权、互联网治理、绿色合作等方面享有共同的发展利益，深化经贸合作的前景广阔。而美欧方面的根本立场尽管一致，但当下华盛顿留下的鹰派集团成员以及特朗普在全美国的7000万支持者将成为拜登实施“以利益换取地位”的传统建制派精英路线的重要制约。拜登政府的首任四年须在区域主义和本土主义之间、在恢复大国外交风范与保持执政地位稳固之间不断寻求平衡，其多边主义立场以及修复大西洋同盟关系的政策能否保持稳定仍然存疑，欧洲将会汲取特朗普时代的教训，不使自身在美国发生政治变动时再次陷入窘境。

变局之下，把握中美欧新三角、推进中欧合作应该以着重处理中美矛盾，从容看待中欧关系波折。欧盟追随美国政策对华施压，其“表态意义”基本大于实际政治意义或宣称的经济制裁效力。中国应保持足够的战略耐心，并给予欧盟一定的调整空间，以包容的姿态处理中欧关系进展中的矛盾。

同时，管控中美矛盾应善用欧美分歧，保持中国经济的战略竞争力与对外吸引力。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中国作为未来最大的世界市场与重要的投资蓝海，势必也会在调节中欧、中美关系方面掌握一定的主动权。2020年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所谓的“经济脱钩”“金融脱钩”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美国继续与中国签订经贸协议中，维护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利益，继续与欧盟竞争中国市场，而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反而迟迟未签订。因此，须保证中国自身经济发展良好，坚定实施“双循环战略”，为国际价值链、产业链的稳定运行和转型升级作出重大贡献。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中国经济强大，才能在调节中美欧三角关系中掌握主动权，为推动中欧合作形成有利的外部环境。

三. 保持战略定力，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

当下，欧盟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采取的在中美两方之间不断平衡、反复选择的政策则也是给中欧合作带来不确定性的内部因素。因此如何在变中求新，把握中美欧新三角关系的特征；稳中求进，推动中欧关系实现良性发展，是面对2021年3至4月中欧关系陷入频频风波应着重思考的问题。

首先，推进中欧合作需要明确中欧之间互为重要的战略市场，用共同利益凝聚合作共识。随着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与国际权力格局面临调整，欧盟希望增强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力量，追求“战略自主”“经济主权”，提出了一系列增强本土经济竞争力的战略规划。中方应发挥自身能动性，更积极地回应欧盟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期待。在绿色合作、数字领域等方面深化双边合作，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以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夯实双边经贸合作的基础，彰显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与体系齐全的生产体系对欧洲发展带来的经济红利，从而增进欧盟对华立场的连贯性、一致性。

同时，面对欧盟在人权问题等意识形态层面对华的日趋强硬，中国应该有礼有节，把握双方关系的合作主基调。尽管在中美博弈加剧、美国示好欧盟的情况下，欧盟为了本土利益的最大化，采取了在意识形态上日趋强硬、在经济层面有利则柔、无利则刚的“政经分离”策略，但这并不能将欧盟对华政策出现根本性转变，中欧关系发展的主基调依然是合作大于分歧。面对中欧关系在不同领域上不同态度态势的多层次、复杂性特征，需要避免意识形态这种长期存在的制度性差异成为阻挡中欧合作的绊脚石。在被触及到核心利益时，中国要勇于实施精准的反制裁；但更应强调中国与欧盟在促进全球治理、维护国际安全、推动多边主义等方面的共同立场。中欧在自由贸易、绿色发展、气候治理等具体问题方面具有深厚共识，双方应共同为促进全球治理，推进世界的多极化发展，捍卫多边主义的全球秩序贡献力量。

欧盟一直在世界事务的协调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全球局势变化中保持一定的独立与自主。因此推动中欧合作并不意味着欧盟中欧关系需要从根本上转型为伙伴，在“非美即中”中做出选择，要避免采用“非友即敌”的简单线性逻辑，仅仅因为当下在部分领域出现波折就否认双方增进合作的可能性。

中国应该以经贸利益是凝聚合作共识，推进务实合作；同时通过做大蛋糕、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方式增强自身的议价能力，拿捏外交分寸，以积极推进务实合作为主、辅以开展原则性斗争；引导欧盟对中欧关系 “站高看远”，以互惠合作与发展利益增强中欧关系的向心力。

吴改（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

美欧携手应对中国？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2020年11月9日发表该智库客座研究员保罗·格维尔茨（Paul Gerviel）的一篇文章，题为《与我们的（欧洲）盟友携手》，现将全文翻译并摘要如下：

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普遍赞同，通过“与盟友合作”而不是单边行动，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将拥有更大的筹码。然而，新政府想要就这一重要观点采取行动，就必须确定可以开展有效合作的有限政策领域和具体问题，还必须制定实现这一结果的外交战略。

一、当前存在的问题

目前，与我们的盟友（欧洲）合作制定共同的、协调一致的对华政策并非易事。尽管欧洲内部的趋势显然是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但欧洲的对华基本策略比美国当前的对华策略更加多元。在经济层面，欧洲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超过了美国，此外，欧洲和美国本身也是强劲的经济竞争对手。欧洲也不像美国那样把重点放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上。与此同时，欧洲在其他领域采取更加强硬立场的同时，在气候变化等领域与中国展开了更加密切的合作，而美国目前已经放弃了与中国的大部分合作。

对美国新政府来说，与欧洲制定一项更具合作性的对华政策，必须和在外交上与我们的欧洲盟友恢复信任的更广泛和密集的行动相适应。恢复欧洲的信任需要时间和富有技巧的外交手段，甚至需要对“美国领导力”的涵义赋予新的理解。但是，如果决策者能够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开展强有力的跨大西洋合作，那么美国将受益匪浅。

特朗普政府之外的几乎所有外交政策专家都认为，美国过去四年里在大多数外交政策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是一个重大错误，我们应该与欧洲盟友合作——包括对华政策问题领域。但是，可以制定和发扬哪些共同的政策呢？这既需要了解各国利益的交汇点和分歧点，也需要分析美国应当采取何种外交策略来解决特朗普政府与我们的盟友发生的严重决裂。

但是，与欧洲人发展合作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美国和欧洲与中国有关的利益很难在各个方面都趋于一致。欧洲决策者也没有追随美国彻底改变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欧洲现在就对华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目前的趋势显然是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尽管如此，欧洲和美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分歧，而且这种分歧几乎肯定会继续存在，美国在与欧洲合作采取联合的对华政策方面将不得不直接应对这一现实。

二、美国的目标

考虑到上述分歧和其他问题，美国的目标应该是：首先，与欧洲各国政府和专家制定一个优先政策问题清单，列出可以开展有效合作的具体政策问题，增加对中国的影响力，以改变美国和欧洲互相关切的问题，并加强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的国际合作。其次，制定一项外交战略，说服欧盟在上述具体问题上保持合作。具体政策合作领域应该包括：

（1）经济问题：由于经济问题是欧洲对华关系的头等大事，而且欧洲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行为有相似的反对意见和担忧，所以这是跨大西洋合作最有希望的领域，美国和欧盟在经济领域开展合作可以大大增加双方对中国的影响力。但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利益存在分歧的领域，以及美欧双方存在竞争的领域，双方需要制定政策克服重大障碍。有望制定类似政策以及对中国采取协调统一的“胡萝卜加大棒”方针的经济领域包括：1、国家补贴（提高透明度和约束规则）；2、知识产权保护；3、市场准入互惠；4、投资审查；5、出口管制；6、政府采购规则；7、世贸组织改革。

（2）技术问题；技术问题与重要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相互重叠。美国和欧洲都对中国的某些做法感到担忧（但双方的关切点并非完全一致）。尽管美国和欧洲本身在技术问题这一重要领域也是强劲的竞争对手，但除了上述重要的经济合作领域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潜在领域可以促进跨大西洋合作，如在5G标准、供应链安全、可接受的国家补贴和华为问题上制定共同措施，并管理我们自己的5G竞争等。

（3）人权问题；共同抵制中国的人权政策是跨大西洋合作中一个充满前景的领域。

（4）重振国际体系；在有关国际体系问题上，由于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众多国际机构的缺席、退出和批评，美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声望迅速降低。中国的崛起趋势加快了美国新政府必须与国际机构重新接触的步伐，并重新发挥其领导作用。尽管美国和欧洲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但为了共同应对中国，双方可以协作以重振国际体系。

（5）气候变化：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将只是美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努力的开始。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中所占比例如此之高，如果中国政府不采取更多行动，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将会引起更多国际社会的不满情绪。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与欧洲开展双边合作至关重要，通过多边论坛开展合作也是如此。与关注气候问题的欧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展合作，对应对这一事关存亡的挑战以及增加对中国的施压至关重要。

三、美国的外交战略

为了制定和实施与欧洲盟友的合作策略，美国需要仔细考虑对欧洲的外交战略，此外，美国还需要清楚地了解众多欧洲官员目前对美国的不信任乃至愤怒的程度。我们与欧洲的外交战略必须从重建信任的努力开始，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美国和欧洲的利益经常存在分歧，我们经常是强劲的竞争对手。

针对中国的合作策略必须与在外交上重建与欧洲的信任同步，美国和欧洲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有重叠的利益，这些利益应该会促成美欧之间强有力的合作，但我们的利益也存在分歧，欧洲国家可能愿意调整自己倾向的一些政策，通过与美国合作增加对中国的筹码。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赢得欧洲的支持，美国可能也不得不对自己倾向的一些政策做出调整。重建欧洲的信任需要时间、具体的行动、经证实的可预测性和可靠性以及富有技巧的美国外交。无疑，无论是关于中国或是其他任何事，与我们的欧洲盟友合作都不应当采取这样的方式：告诉欧洲人“政策是这样的”，并期待他们签约加入。事实上，在几乎所有领域，“美国领导力”的概念都要求对这种“领导力”的涵义有新的理解：召集、倾听、提供专业知识、说服、达成可接受的妥协和动员，以及最重要的是，不对别人发号施令。

可以看出，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其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比特朗普政府时期更加严峻。无论是加强与欧洲盟友的合作，还是加强与亚太盟友抑或与印度的合作，美国的主要针对目标在于中国。在此形势下，中国政府应做好欧洲被美国拉拢的准备，同时也应看到，欧洲目前在经贸问题上也有与中国合作的倾向，这是中国加强对欧关系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