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

欧洲“疫苗护照”呈现出区域性和政经功利性特征

在“新冠”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之际，欧洲一些国家就提出“疫苗护照”的设想，即出入境这些国家需凭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书面证明。据报道，已有至少十一个欧盟成员国确认正在为接种疫苗的人签发疫苗接种证明，另有七个成员国准备如法炮制。在支持该“疫苗护照”计划的国家阵营里，有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匈牙利、瑞典、丹麦和冰岛等国，而持反对意见的则有欧盟两大核心成员国的法国和德国。

尽管现在已经上市的疫苗数量已达十余种，但多数还处于后期试验和前期试用阶段，疫苗的真正效果如何以及究竟有何副作用，坦诚地讲尚处于探索阶段。因而，欧洲不同国家面对“疫苗护照”所持态度各异，亦在情理之中。欧洲人的想法也对。试想一下，“非典”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非典”的疫苗至今也还没出来，又如何能说服欧洲人很快接受那么快就推出的“新冠”疫苗呢。

此外，已经决意退出欧盟的英伦三岛，更多思考的是“疫苗护照”是否涉嫌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权，且由此导致“社会歧视”的问题。欧洲人在历史上有将自身的权益和隐私视为比天还大的传统，尤其是“疫苗护照”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剥夺个人的部分隐私权，这让不少的欧洲人对此质疑。同时，倘若推广“疫苗护照”，还可能会对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接种疫苗的民众，产生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歧视”。

笔者认为，欧洲的“疫苗护照”，其实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和功利性特征。其一，欧洲的“疫苗护照”呈现出“区域性”特征。从地理区域上看，支持“疫苗护照”的国家，主要分布在广义的欧洲南部（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欧洲北部（如瑞典、丹麦、冰岛和比利时），以及少许的欧洲东部国家（如匈牙利）。而对“疫苗护照”持反对意见的，主要是德国和法国这两个传统意义上“欧洲西部”代表的国家。

此处的“欧洲北部”和“欧洲南部”，笔者将其分界线设定在法国的北部边界，而非常规的狭义定义。笔者之所以如此界定，是因为比利时尽管有佛兰芒区和瓦隆区两种迥异的文化区域，但若论经济发达程度，无疑还是与荷兰语近似的佛兰芒区发达许多。在二选一的情况下，笔者将比利时归入到“欧洲北部”区域之内。至于欧洲东部，在此处没有显著的代表性，因而姑且不作为研究样本。

其二，欧洲的“疫苗护照”呈现出“政治功利性”特征。在医学上还没有完全验证疫苗的功效及其副作用之际，欧洲部分国家就已经急不可耐地倡议“疫苗护照”，主要动力还在于这些国家政客们的政治目的，即具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特征。

纵使在支持“疫苗护照”的欧洲南部和欧洲北部国家，一些医学专家也和笔者的观点相同，认为“疫苗护照”更多是一项“政治决策”，毕竟一个人即使接种过新冠疫苗，也无法百分之百排除会感染或携带病毒的可能性，而且目前疫苗所产生的抗体能维持多长时间，尚为一个未知之数。然而，对部分政客而言，疫苗的医学功效当然无法与其政绩相提并论，尤其是正在或即将处于自身连任选举，或其所属政党正在或即将处于选举的关键时刻。此时，政治的意义远早已超过了医学的意义。

其三，欧洲的“疫苗护照”呈现出“经济功利性”特征。针对一部分支持“疫苗护照”的欧洲国家，“政治功利性”这个变量确实可以直接解释；但对另一部分也支持的国家而言，却未能很好地直接解释。之所以不能直接解释，是由于在“政治”的背后是“经济”，即“经济功利性”。

以在发达经济体算是不很争气的南欧小国希腊为例。希腊的人口约为1,100万，在加入欧盟和欧元区之后，旅游业早已成为希腊这个南欧国家的国民支柱产业，旅游从业人员占比更是达到全国就业总人数的1/4之高。据报道，为了应对“新冠”疫情，从去年3月起，希腊因跟随欧盟规定限制第三国公民入境而失去大部分的客源，全年旅游收入下降约3/4。在此种境况之下，希腊政府出于重振本国旅游业，元旦后即率先向欧盟提议推出“疫苗护照”的主张。其它绝大部分积极支持“疫苗护照”的欧洲国家，其动因也都可以用“经济功利性”加以解释。

总之，欧洲的疫情迄今尚未得以有效控制。针对“疫苗护照”的主张，欧洲不同国家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即主要的欧洲南部和欧洲北部国家支持，而作为欧盟的两大轴心成员国德国和法国则反对；欧洲同时呈现出“政治功利性”特征，即这些国家的政客首先考虑的是其自身及其所属政党的选票优势；欧洲还呈现出“经济功利性”特征，即支持“疫苗护照”的欧洲国家，更多地还是希望能够藉此尽快使本国经济走出疫情的泥潭，进而走上复苏之路。

乔治∙佐戈普洛斯（George N. Tzogopoulos，法国尼斯欧洲大学讲师，希腊德谟克里特斯大学讲师，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助理研究员）：

两会为奥运精神燃起希望之火

2021年的“两会”发生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一百年，几天前中国宣布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上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中国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国内决策，但其国内决策也反映了中国应对全球化环境和其他国家选择的外部冲击的决心。

中国现行的治理模式使其能够依靠长期的经济计划，这些计划正有条不紊地推进。“十四五”规划（2021-25年）有望更好挖掘“双循环”增长模式优势，为国家发展开辟新格局。

在此前的讲话中，比如在去年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阐述了通过激发创新加快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政策，目的是通过贸易与国外市场互动，同时通过扩大需求释放国内市场潜力。

中国政府正努力在其目前落后的领域实现自给自足，并且为后疫情时代建设一个更具韧性的世界秩序发挥作用。中国将减少对区域和全球供应链的依赖，并且在区域和全球供应链中更好定位自己。同时，中国也在认真总结新冠肺炎“大流行”经验教训，思考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成就是国际公认的。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中国依然兑现了这一承诺。但如果有脱贫人口再次“返贫”，已取得的成就会被打折扣。然而疫情持续与气候变化等其他风险并行带来的冲击不容忽视。今年的两会，中国可能会阐述如何保住现有成就，并在此基础上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

近年来，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虽然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困难重重，但这项事业已经启动。今年的“两会”可以为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一些实际举措，比如推广新技术在绿色农业中的应用。可持续发展的主张保证了中国将更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 而非数量。中国承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致力于促进绿色发展，这与以前优先考虑数字（通常为两位数）的方法截然相反。

2021年“两会”将为中国回归常态做出规划。但只要新的病毒株出现，对抗新冠肺炎的斗争就不会结束。地方封锁、大规模检测和预防控制已经显现出成效，接下来还需加大疫苗接种力度。

与此同时，北京希望与其他国家联手，推动实现全球群体免疫。近期，在一个线上会议中，中国疾病专家钟南山和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就共同挑战达成的共识无疑是积极的。其中一个共识便是，今年的两会距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仅不到一年（在此之前，东京将于今年7月举办夏季奥运会），中国可以给国际观众和潜在旅行群体带来希望，并且与日本一起重振奥林匹克精神。

（翻译 杜梅）

孔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应对中国挑战，英美展开协调行动

英国脱欧后，约翰逊政府迈出建设“全球英国”的步伐。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日益走向孤立主义。双方在多个问题上立场出现龃龉。这种不一致鲜明体现在对华态度上，约翰逊首相在多个场合表示自己“非常亲华”，并愿意持续推进中英黄金时代，这与特朗普对华发动“新冷战”的做法截然不同。在此背景下，人们认为“英美特殊关系”已经名存实亡。新冠疫情暴发，改变了英国国内舆论，英国保守党内部反华声音日趋强烈，并最终促使约翰逊改变了先前对华友好的态度，在包括华为5G、供应链、外商投资、敏感技术转移等领域，收紧了对华合作的空间。除了英国国内舆论，约翰逊政府改变涉华立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影响。这种影响，在一开始多表现为美国在多个层面对英国施加压力，在新冠疫情暴发后，英国从被动转为主动，开始在涉华问题上谋求跟美国的紧密合作，让“英美特殊关系”变得日趋紧密。

拜登政府一度寄希望于通过深化欧美合作，来结成制衡中国的“跨大西洋联盟”，但德法在对华问题上公开表示反对结成对立阵营的做法，给一度给予厚望的“跨大西洋关系”重启泼了冷水。在此背景下，深化英美关系成为英美外交破局的重要议题。

一、在华为5G问题上对英国持续施压

美国国务院在华为5G问题上一直对英国施压。2020年初，英国首相约翰逊顶住美国压力，做出允许华为参与英国5G网络建设的决定。但由于新冠疫情激化了保守党内的反华情绪，约翰逊不得不做出调整，最终做出在2023年逐步取消华为的决定。除了保守党内部的压力，英国取消华为参与英国电信网络建设的另一层阻力来自美国。

（一）美国通过国内立法，对华为产品进行严格的出口管制，影响了英国对华为的决定。2020年5月15日，美国产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宣布更改出口管制条例（EAR），强调华为和海思使用美国商务管制清单CCL（Commerce Control List）内的软件和技术所设计生产的产品，都将纳入管制，同时位处美国以外但被列为美国商务管制清单中的生产设备，要为华为和海思生产代工前，都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证，这包含出口、再出口，跟转运给华为和海思。这也意味着，美国政府新的禁令下，未来华为生产的每一颗芯片都需要经过美国政府的核准，也是美国全面封锁华为的开始。根据《卫报》报道，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将影响英国政府的决策，无法按照计划在5G网络中使用中国公司的技术。

（二）美国反华政客和议员，通过各种渠道向英国施压。除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持续给英国施压，反华参议员汤姆·考顿（Tom Cotton）是美国国会中向英国施加，让其改变允许华为参与英国5G网络建设的议员之一。2020年6月2日，美国反华参议员汤姆·考顿（Tom Cotton）对英国议会国防委员会说，他希望英美特殊关系能保持牢固，担心中国正试图利用华为在英美之间插入一个高科技的楔子。为此，他真诚希望英国政府能改变自己政策，如果不能立刻改变，那也要至少减少对华为技术的使用，缩短使用期限。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中国正以各种方式向西方靠拢，包括在北极、网络空间和包括电信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他相信英国政府会基于保护自己网络考虑，来开发设计自己网络系统，并确保英国拥有安全的5G网络。

二、在英美双边贸易谈判中向英国施压

2020年5月5日，英美正式开启双边贸易谈判，而美国政府在双边贸易谈判中一直私下敦促英国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在英美贸易谈判开启后，美国试图插入“毒丸条款”，规定如果英国与另一个美国不批准的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允许它退出部分协议。拟议的条款是根据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第30条制定的，该协定将非市场经济体排除在外。

尽管英国没有正式反对此类条款，但英国外交官担心，在目前的背景下，这将使美国在英国对华政策上获得广泛而不平衡的筹码。英国外交官曾担心，唐纳德·特朗普决心把暴发的冠状病毒作为击败中国、确保连任的政治棍棒，将使英国政府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与美国站在一起对抗中国。而拜登上台后，对华政策仍然不断加码，并没有缓和迹象，在此背景下，英美贸易谈判仍然可能成为美国向英国要价的筹码。

在前财政大臣埃德鲍尔斯（Ed Balls）联合撰写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论文中《优先考虑英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会缔造还是会毁灭全球英国？》（Will Prioritising A UK-US Free Trade Agreement Make Or Break Global Britain?），作者声称英美贸易协议可能给英国带来一个两难境地，它可能会将英国纳入美国反华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中，从而为建立全球英国的计划关闭大门。该报告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政府官员的话说：“谈判可能以一份政治声明结束，这一声明将把英国拉向反华、反合作的世界观。”

三、新冠疫情后，英美协作日益密切

在新冠疫情暴发后，英美在多个层面保持沟通，协调双方立场。

（一）议会沟通

 “中国研究小组”成员，英国议会议员达米安·格林曾在《观察者》杂志（Spectator）美国版，发表文章《我们需要一个驯服巨龙的蓬佩奥计划》。该文章积极为美国总统出谋划策，怂恿美国政府尽快实现跟中国脱钩，具体方法是振兴国内制造业基础，打造新的民主国家联盟，从而将多极世界转向两极世界。

2020年5月1日，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德国联邦议会外事委员会、英国议会外事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提出要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发挥大西洋集团的领导作用。该声明指出，跨大西洋关系是自由、民主、经济繁荣和集体安全的根基，但现在这一根基正受到国外敌对势力和威权主义国家的颠覆。为此，四国（方）议会外事委员会愿意通过多边主义行动，敦促各国政府共同应对挑战。

2020年5月19日，英国议会外事委员会邀请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威尔（Samantha Power）就新冠疫情对英国外交政策影响问题进行听证。鲍威尔在听证中指出，随着美国的全球撤退，中国正试图填补领导力的空白。就英美联盟关系而言，习近平有一个取代英美联盟体系的战略规划，以便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网络。

2020年6月4日，来自8个国家和欧洲议会的19名议员组成的小组，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立法者联盟，希望他们的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强硬和集体的立场。该组织的创始人是英国前保守党领袖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美国方面的参加人是反华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

（二）情报和外交协作

新冠疫情暴发后，约翰逊首相为了摆脱对华依赖，提出以G7国家为基础，吸纳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成立以民主价值观为导向的新型D10集团。特朗普在回应该提议的时候，曾提出建议邀请俄罗斯参加，但被英国拒绝。拜登上台后曾提出要召开“民主国家峰会”，更是无形中回应了该提法。但由于G7国家无法就涉华问题达成一致立场，英美在涉华问题上只能通过“五眼联盟”的情报体系协调立场。2020年6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曾参加五眼联盟国家视频会议。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报道，在涉华问题上，他们主要讨论了香港国安立法问题、新冠病毒的起源和全球调查问题、个人防护用品和医疗设备供应链协调问题和控制敏感技术出口问题。

由于约翰逊日趋强硬的涉华立场，中国外交官在多个场合表示将通过经济制裁、惩罚汇丰银行、撤回建设英国核电站等方式来报复英国。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务院曾在去年6月9日在国务院网站发表声明《回应中国对英国的强制态度》，指出美国随时准备帮助英国，满足英国的任何需要，包括建设安全可信赖的核电站、开发保护公民隐私的5G系统等等，对英国表示了最坚定的支持，这一立场目前看来没有缓和迹象。

程国钧（瑞典斯德哥尔摩妇产科医生）：

二波未平，三波又起

瑞典疫情: 2021年3月4日，瑞典公卫局公布官方数据，新增确诊4831人，累计确诊684961人，累计5332人在ICU抢救，新增死亡26人，累计死亡13003人。死亡人数在过去30天内再添1千。

最近3周，全国21各省有13个省出现疫情反复，入院病人增加，其中ICU病人增加了20%。在第二波疫情没有探底的情况下，第三波疫情已经登场。象Gävleborg、Västerbotten和Norrbotten等人口少的省疫情同样很严重。

看看每日入院治疗的重症病人的人数变化曲线，第二波疫情在入院人数顶峰2995人下降到2月12日的1381人后出现轻度反弹，当时ICU的病人为229人。目前，全国入院治疗的重症病人为1397人，其中ICU抢救的235人。

第三波疫情的发生与变异病毒有关。公卫局的网站及时公布各省对变异病毒的检测情况，19个省查到英国变异病毒B1.1.1.7，检测比例在10%到100%之间不等，差别很大，结果变异病毒的比例占阳性病例的3% 到45%不等。南非变异病毒B.1.351的比例在19个省的检测结果中占0-8%之间。Anders在周二表示，由于变异病毒的快速传播，第三波疫情已经无法避免。如果变异病毒的传播超过50%，第三波疫情将会比第二波更加严重。

从3月1日起，政府更新了防疫措施：

1.所有餐馆必须在20:30关门谢客，但允许继续外卖。

2.在购物中心等的餐馆每个餐桌只允许一人独自进餐，需要照顾的儿童例外。

3.运行150公里以上的火车和汽车只允许一半的座位乘坐。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7-9 和16-18点必须戴口罩。但在斯德哥尔摩，无论何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都必须戴口罩。

4.商店最多允许每10平米面积1名顾客进入，但每一个商场最多允许500人。商店门口应该明确告示最多允许多少名顾客进入。

5.禁止非职业性的运动比赛。县市运行的公共体育场馆一律关闭。私立体育场馆按照商店的规则执行，保证每人10平米的空间。

6.公共集会人数限制维持在8人。葬礼限制人数为20。特殊情况下，可以允许300人参加的文化和体育活动。各省有权延长8人的集会限制。

7.欧盟以外的人禁止入境。所有入境人员必须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继续关闭英国、丹麦和挪威边境。不建议瑞典人到欧盟以外的国家进行非必须的旅行。所有出国旅行回来者，要做核酸检测，并居家隔离一周。

8.学校继续开放，但生病的老师和同学必须在家隔离。高中和大学实行网上教育。斯德哥尔摩的学生在运动周后不要返校，继续上网课。

9.有症状者在家隔离，避免与外人接触。

10.有条件者，尽量在家工作。

老实说，瑞典的这些措施依然是非常的佛性，是建议而非强制性的。老程看到很多超市和商店都有一定的改进和警示标志，提醒大家保持距离，并备有洗手液。老程只看到Systembolaget这样的国营商店和宜家家具店每天有专人在门口控制顾客人数，大部分的商店没有人来控制店内人数，一切全凭自觉。X像老程经常关注疫情的人对这些政策变化都已经疲劳了，还有多少人能记得住和在乎公卫局的这些羞羞答答出台的修修补补的新规呢？连公卫局长自己都记不得在高峰期坐公共汽车必须要戴口罩的规定。就是这么佛性的抗疫政策也引起一些瑞典人的不满，认为太严格了。星期天，在斯德哥尔摩爆发小规模未经申请和批准的示威，抗议本周出台的日趋严格的抗疫政策。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瑞典人已经知道戴口罩的重要性了。超市和药店都有口罩卖，一次性外科口罩的价格在每个2-6克朗。老程最近看到，在超市购物戴口罩的人明显增多，但依然不到一半。从上周开始，斯德哥尔摩要求在医院和社区门诊就诊的病人必须全程戴口罩。老程接诊一名病人，一见面就跟我说，医生，你戴眼镜戴口罩没问题，可是我一进医院，保安就给我口罩戴上，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原来是天气冷，戴上口罩后哈气把眼镜片蒙上的结果。我教她按一按口罩上的金属片就不哈气了。她调整好口罩后才从包里取出眼镜戴上。不能总是抱怨瑞典人不戴口罩，也要教他们如何正确戴口罩。

瑞典疫情发生在一年前的中小学运动周后。一年后，在第二波疫情未平第三波疫情已经开始的情况下，瑞典人虽然不能出国滑雪，但瑞典境内的滑雪场依然是一片繁忙。病毒挡不住瑞典人的任性。在斯德哥尔摩运动周期间，将有22500人前往瑞典最著名的滑雪场Åre。这是现场照片。据报道，在Åre核酸检测阳者中，大部分是外地人。

控制疫情的希望依然寄托在疫苗接种上。目前，第一批优先人群的疫苗接种顺利进行，他们主要是在老年公寓和特殊公寓的的病人及工作人员和在抗疫最危险的第一线医务工作人员。目前第二优先人群已经开始接种。按照原计划，保护效果较好的Pfizer/Moderna公司的疫苗将提供给70岁以上和有相关疾病的危险人群，其它人群则接种AstraZeneca公司的疫苗。3月4日，公卫局在疫情发布会上宣布，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AstraZeneca的疫苗对于65岁以上的老人也有良好的保护效果，因此，所有18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接种AstraZeneca的疫苗。

按照计划，瑞典将接种疫苗1358万剂，其中Prizer390万，Moderna294万，AstraZeneca290万，Janssen270万，Curevac114万。根据公卫局3月4日的统计，有568031人（6.9%）接种了疫苗，其中285178人（3.5%）完成了两剂接种。老年公寓有91%接种了疫苗，其中82%完成两剂。在需要家政服务的人中，53%接种了疫苗，其中25%完成两剂。完成全部疫苗接种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二波未平，三波又起。疫苗接种，尚需时日。希望大家继续小心。

蒲小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俄欧外交危机的深层矛盾、趋势及影响分析

一．俄欧关系面临新考验

俄欧关系既具双边关系性质，又受多重因素影响。近年来，俄欧出于现实需求及国际形势的影响，双方缓解了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的紧张关系，不断致力于寻找双边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如在伊核问题、叙利亚局势、利比亚和平建设及北溪2号工程的进展等层面的合作，欧盟充分表现出与俄罗斯展开合作的意愿，而俄罗斯也以积极的姿态与欧洲重新对话。但进入2021年，一度冰释的俄欧关系又呈现出紧张局势，引发外交危机事件。对此，文本从俄欧外交危机的起因、危机背后的深层次矛盾以及俄欧关系发展的趋势和影响等几个层面加以分析。

俄欧外交危机事件因1月17日俄罗斯反对派人物纳瓦利内回国被捕和审判而起，公众人物纳瓦利内的支持者在全俄境内组织了规模较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俄安全部门在游行示威的队伍里发现有西方外交人员的参与，遂于2月5日驱逐了德国、瑞典、波兰的三名驻俄外交官。作为回应，2月8日，德国、瑞典和波兰宣布对等驱逐一名俄外交官，由此导致俄欧关系骤降至冰点。2月22日，欧盟外长理事会召开会议敦促俄方释放纳瓦利内，并宣布对涉及逮捕审判纳瓦利内事件中的俄方人员实施制裁。随后俄方外长拉夫罗夫对欧盟的警告发出强硬回应，俄方宣称“如果欧盟制裁对俄罗斯经济造成风险，那么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与欧盟断绝关系。” ，至此，缓和多年的俄欧关系重回克里米亚危机爆发时的状态。

事实上，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和东乌克兰事件以来，欧盟对俄定期、定向使用制裁手段并不鲜见，但为何这次制裁在俄引起如此大的反应？影响俄欧关系的深层结构是什么？俄欧关系未来将呈现何种趋势以及会对世界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以上问题的梳理将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俄欧关系的演变逻辑及其实质。

二．俄欧之间的深层次矛盾与分歧

俄欧关系再度紧张，既有历史、地缘层面的积怨，也有近几年来受国际局势变动因素（主要是美国层面）的影响。从历史和地缘视角来看，双方的价值观冲突和乌克兰问题构成了俄欧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而近期国际局势演变主要受美国政府换届的外交政策调整和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内被捕事件的双重影响。以上几个因素共同交织、相互作用，在恰当的时间点上爆发，引发了俄欧新一轮的地缘政治冲突和外交危机，使得普京把当下世界形势与上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参考普京2021年1月27日在达沃斯论坛的发言）。从表面来看，俄欧关系的恶化具有偶尔性、随机性特点，但从影响俄欧关系发展的实质性问题来看，双方之间存在的更为深层次的矛盾与分歧（或可称之为结构性矛盾），将会长期作用于俄欧双边关系的发展过程之中。构成俄欧双边关系的深层次矛盾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俄欧在价值观、长期战略层面的冲突。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内政外交层面曾做过最大努力去迎合西方，但结果证明以俄罗斯的体量，彻底融入西方是不现实的。站在西方维持联盟的视角来看，联盟需要一个并不构成致命危险但依然存在敌对潜力的对手，因此，俄罗斯成为一种战略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叶利钦到普京时代关于俄罗斯发展定位和外交政策转型是一种主动选择，倒不如说当前这种竞争性局面是俄与西方战略冲突共同塑造的结果。从欧盟成员组成角度来看，是一个融合了共同价值观念和共同利益的“共同体”。对欧盟而言，俄罗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是一个与欧盟体量相当、价值迥异的他者，俄罗斯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发展道路和国家利益，这点俄欧双方都非常清楚。俄在整体上不会也不可能成为欧盟的一员，而欧盟也无意接纳一个足以稀释欧洲传统价值和德法权力结构的庞然大物，因此俄欧双方在总体地缘政治层面上的战略对抗是无法被现实利益遮蔽的，但俄欧双方出于共同的地缘经济考量，尽可能在经济、能源、反恐、生态治理等领域展开合作，以释放地缘政治压力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在现有国际体系的大背景下，俄欧关系的主调是竞争和对抗，协奏曲是合作与互惠。

第二，俄欧关于“后苏联空间”的争夺。苏联解体导致世界权力结构和全球秩序进行了重组，欧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世界格局演变中成为受益方（尽管不是最大受益方），而俄罗斯无疑成为这次事件的最大受损方。苏联的威胁解除后，欧洲被赋予了有限的战略自主权，在此背景下，面对苏联解体的遗产，俄欧出于地缘政治安全的需求，对后苏联国家和地区的战略价值都极为重视，双方的博弈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高加索-中亚地区。从全球局势来看，三十年来，政治转型与全球化相互影响，发展、变革与调整成为时代主题，表现在后苏联空间内，则是反复上演的大国博弈、颜色革命、边界纷争、地区战争、民族矛盾、宗教复兴等愈演愈烈的问题。可以说，在苏联非理性解体后，这一地区总体呈现出的无序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后苏联空间已成为新时期大国博弈和地区冲突的舞台，俄罗斯在这一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压力，加之2020年来的新冠大流行、白俄罗斯乱局、纳卡地区战争、吉国街头革命、俄罗斯反对派游行、亚美尼亚街头政治等事件冲击着该地区的总体安全，俄在与西方的对垒中处于最不利的境地。

第三，美欧关系的调整影响俄欧关系波动。美欧关系是影响俄欧关系的最大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主导俄欧关系的发展方向，换句话说，俄欧关系是美欧关系调整及其影响的外溢。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将俄视作对手，这个定位是美全球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其维持在欧洲施加影响的合法性基础。奥巴马时代忙于中东事务，华盛顿对莫斯科的遏制政策并未倾尽全力，特朗普时期的一系列对外政策反而促使俄欧关系出现了缓和，对此，拜登政府上台后对俄采取强硬态度，宣称 “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敌人”。鉴于拜登政府对俄的全方位打压，未来一段时间内，俄欧关系出现缓和的可能性较小。因此，美国的存在或者说一个由美国所主导的欧洲，注定了俄欧双方的关系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善。

三．俄欧关系的发展趋势及影响

俄欧关系的起伏反映了当前全球变局的剧烈性与复杂性。近年来俄在与西方的斗争中总体上处于不利局面，导致危机中双方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倾向于非理性，但不可否认，俄欧双方都具有处理地缘危机的哲学思维和历史经验，未来俄欧关系的发展趋势如何，将取决于双方对自身和彼此关系的审视。

首先，需要正视俄欧双边关系的脆弱性基础。如前文所述，俄欧关系具有周期性特点和深层次矛盾，在此基调下一些突发性事件往往导致双方一度趋于缓和的局面化为泡影，因此，俄欧关系总体将呈现出外部主导性、双边竞争性、局部合作性和周期波动性特征。

其次，基于西方与俄罗斯对双方关系的定位。从拜登政府上台后发表的对俄政策来看，美国似乎确认俄罗斯在意识形态层面对西方构成威胁，而这种威胁还跟普京的个人特质有关，简而言之，西方对俄的冷战思维在普京执政后有所强化，尤其是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华盛顿-布鲁塞尔认为俄与西方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国际体系下的结构因素，而俄罗斯并没有去除其文化基因层面的侵略性，普京主导的俄罗斯与沙皇俄国-苏联对西方价值的威胁具有相似性，因此，对俄的遏制手段不应该放松。在俄罗斯看来，普京认为西方一贯以冷战思维对待俄罗斯，加剧了双边关系和世界局势的不稳定性，抱有这种悲观判断，俄罗斯将不得不选择面对西方的威胁，普京期望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战略战术掌握面对局势恶化的主动权。双方的分歧和猜疑无疑固化了不信任，最终导致战略竞争的加剧。

最后，取决于俄欧维护双边关系的自主性。长期来看，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美国主导全球事务的能力呈现逐渐衰弱的趋势，多极化（也有学者认为是两极）趋势加强，这给俄欧关系结构带来新的变化。欧洲应当认识到，一味对俄采取制裁的地缘经济手段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有可能刺激俄罗斯采取地缘政治层面的报复性行动，俄外交政策东向转移对欧洲而言并不是一个最优解。长远来看，欧洲需要探索在美国影响之外与俄罗斯长期相处的模式，俄罗斯也要适应欧洲在该地区持续发挥影响力带来的变化，双方需要建立灵活的外交协调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并努力寻求在后苏联空间内和中东地区、地中海地区维持战略平衡和共同发展的方案。

俄欧关系的波动具有全球层面的系统性影响，如双方的危机管控失衡导致处理方式过激，如对俄制裁扩大化，短期内确实会对俄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实力造成打击，也会削弱俄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性，进一步加剧这一地区的不稳定性；而俄对欧的反制措施，使欧洲方面所期待的能源多元化与自主化战略受到挑战，双方在欧亚地区的无序竞争使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增大，将会进一步削弱欧洲的战略自主权，而美国在俄欧外交危机事件中无疑成为最大赢家。从全球层面来看，俄欧关系的波动不仅涉及东欧地区，还会对地中海局势、中东问题、北极地区甚至亚太局势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