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新冠疫苗信息促中东欧股市回暖

2020年11月中旬，因有关疫苗试验成功的一系列积极报道，给了人们希望，新冠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停滞可能在几个月内结束，导致中东欧主要股市大幅上涨。

华沙、布拉格、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等地主要股指的表现反映了全球股市趋势，主要国际股指也升至几个月来的高位。其中，道琼斯指数飙升至疫情暴发前的水平，富时100指数升至2019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东欧国家股市的第一次提振出现在2020年11月的第二周，当时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公司的新冠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初步结果显示，该疫苗对病毒的有效性超过90%。随后，Moderna公司发布了关于其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的消息。试验显示，该药物的有效性为94.5%，导致股票市场再次飙升，其中航空股涨势明显。

新冠疫苗消息引发华沙证券交易所的乐观情绪

新冠疫苗消息引发的乐观情绪，使该地区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华沙证券交易所的情绪有所改善，主要指数WIG在2020年11月上涨了12.41%。疫苗消息导致投资者购买因封锁和随后不同形式的COVID-19限制措施而遭受打击的公司的股票，如餐厅运营商AmRest、鞋类零售商CCC、服装零售商LPP或旅游代理商彩虹。另一方面，投资者开始出售在疫情中表现良好的公司的股票，如在线零售商Allegro、游戏巨头CD Projekt和医用防护手套和口罩制造商墨卡托(Mercator)，后者是因新冠疫情而获益的公司之一，该公司在疫情期间股价不断上涨。

布拉格证券交易所PX指数走强

2020年11月10日，布拉格证券交易所PX指数走强，两个月来首次收于900点以上，上涨1.23%至904.38点，这主要由银行股推动。商业银行和第一银行集团分别上涨超过4%和3%。就像在波兰一样，受到疫情影响的公司表现不太好，其中包括无纺布生产商PFNonwovens，主要服务于个人卫生产品市场。随着疫情在欧洲蔓延，为应对个人防护装备(PPE)的需求飙升，PFNonwovens开始生产新的口罩材料。同时，布拉格证券交易所的行情受到有关辉瑞疫苗测试成功报告的影响。从那时起，布拉格证券交易所股指一直在持续上涨。11月18日，该指数创下了自7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涨幅。上涨幅度最大的是莫内塔货币银行，上涨2.7%至64.70捷克克朗，其次是埃尔斯特集团，上涨2.29%至625.2捷克克朗，商业银行上涨1.39%至584捷克克朗。

匈牙利制药公司因生产疫苗受益

截至2020年11月20日的一周，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BUX指数上涨2.33%，收于38205点。自美国大选以来，随着基准指数从3.2万点上涨，市场仍保持上行趋势。值得关注的一家公司是中东欧地区主要制药集团Richter，其股价本周收盘上涨5.8%，至6,975 HUF匈牙利福林。分析师表示，有关Moderna疫苗的消息在11月16日推高了该公司股价。里克特在辉瑞公司修改了其疫苗的效力后，在周中扩大了涨幅。据报道，匈牙利政府在春季订购了约3000剂后，这家匈牙利制药公司向本国医院提供了足够剂量的瑞德西韦治疗5000名新冠患者。由于美国市场销量飙升，2020年前9个月里克特公司的营收创下纪录。

布加勒斯特股市从新兴市场升级中受益

欧洲东南部最大的交易所布加勒斯特证券交易所(BVB)在2020年9月份迎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继富时罗素上调评级后，该交易所首次作为新兴市场上市。9月21日，该交易所首次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上市，同时标志着首批两家罗马尼亚公司—Nuclearelectrica和Banca Transilvania—被纳入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GEIS)。BVB在2020年10月12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升级产生了直接影响，因为9月份的日均流动性较2020年8月增加了3.5倍，增加了2.5亿欧元。11月16日，BVB报道称，即使是在秋季第二波疫情导致市场情绪低迷的情况下，2020年前10个月的交易总额也超过了2019年全年的数字。

从2020年12月1日起，MSCI把科威特纳入新兴市场行列，这将增加BVB公司在MSCI前沿市场100指数(MSCI Frontier markets 100 index)中的份额。根据该机构的模拟，他们在MSCI指数中的权重将在一年内分五个阶段从8%上升到10.26%。因此，跟踪该指数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正在收购罗马尼亚股票，以反映股票篮子的新结构。

在股市积极的国际环境下，BVB指数上涨，蓝筹股指数押注在11月的前24天上涨13.4%。与危机前1-2月的峰值相比，该指数仍落后8.6%，与Euro Stoxx 50指数的走势大体一致。该指数在11月上涨了18.6%，但仍落后于危机前的峰值数9.3%。除了MSCI权重上升外，美国大选和成功接种疫苗的消息引发的积极情绪也为BVB加分,股市表现为2020年2-3月暴跌以来的最佳水平，尽管尚未达到危机前的水平。然而，季度财报给股市泼了一盆冷水，因为一些公司业绩未能达到预期。

萨格勒布的Crobex10达到自三月崩盘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东南欧洲较小交易所中，萨格勒布证券交易所有两个主要指数，Crobex和Crobex10，他们在2020年11月16日上涨，Crobex10达到了3月份大流行引发崩盘以来的最高水平。ZSE的数据显示，Crobex指数在11月16日上涨1.96%，至1,673点，达到6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Crobex10指数上涨1.88%，至1048点，为3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股价上涨是在Moderna的疫苗消息发布后发生的，因为2021年春天启动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意味着今年夏天克罗地亚旅游业将会回暖，旅游业是该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评级公司穆迪决定将克罗地亚升级至Ba1级（仅比投资级低一级）也促进了克罗地亚股市回暖。

波罗的海国家的交易活动和价格上涨

新冠疫情发生后，纳斯达克波罗的海股票交易所的交易活动增加，但市场价格下降。2020年11月中旬疫苗的消息传出后，波罗的海国家股市流转和交易额略有增加，部分纳斯达克波罗的海指数上跳。2020年11月9日，波罗的海标准指数(OMXBBGI),波罗的海10指数(OMXB10)和纳斯达克塔林指数(OMXT) 涨3%左右。11月9日至11日，主要依赖旅游业的塔林克(Tallink)和诺瓦图拉斯(Novaturas)两公司股价分别攀升了11.6%和8.29%。地区时装零售商Baltika的价格和交易活动都有所增加。交易活动和价格的第一次飙升是由于财务业绩的公布，而第二次上升是在有关疫苗的消息公布前后。

白伊维（Bakota Ivica，首都师范大学文明区划研究中心研究员）：

疫情危机下克罗地亚政府的应对及公众反应

克罗地亚政府和民众曾多次面临严重危机。2007年科尔纳蒂岛火灾、2015年洪水、2016年以来移民危机是近十多年以来克罗地亚管理危机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是，除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战争，任何一个挑战都比不上2020年初新冠疫情造成的管理危机。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克罗地亚政府对危机反应迟钝，领导层“低估”危险程度，因此对疫情的暴发被迫采取临时应对措施。以下的小文将介绍疫情危机下克罗地亚政府的应对及公众反应的四个阶段。

第一波的双灾和三线战争

2020年3月，疫情到达克罗地亚时，克罗地亚政府依靠“整个政府”的办法来对应危机。内务部民防局成为克罗地亚抗疫的核心机关，管理所有行政、后勤、通信和协调任务整个系统，以及与公共和私营部门所有机构的合作。除了民防局之外，卫生部危机总部以及克罗地亚公共卫生研究所管理和协调所有与医疗有关的所有行动。政府最初的方针是随着周围其他国家一起实行“全面的封锁”，减缓和停止许多经济和社会活动，限制跨国、省的出行，并就所谓“社会距离”提出了建议。根据牛津大学对新冠反应跟踪措施进行的国别研究，在2020年3月，克罗地亚属于采取最严格限制性措施国家之类。4月，政府成立了一个科学委员会（主要包括医学、卫生界的顶尖科学家），目的是评估疫情发展、就抗疫的措施交换意见。民防局、卫生部以及科学委员会的工作在初期得到公民的赞成。据Nova电视台在3月底进行的一项公共调查显示，94%的受访者支持政府实施公共卫生措施，63%的人认为政府的措施比欧盟其他国家更好。3月底萨格勒布遭遇大型地震后民防局做出的反应对其赞扬率有积极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上克罗地亚政府遇到挫折。在疫情第一波，就国家危机管理和政府反应总体而言，可以说虽然“双灾共处”，但卫生和民防领域的反应未收到建设性的批评。而经济领域的反应则不同。第一波封锁发生后，公众和专家界频繁提出国家缺乏危机初步反应的主管机构，没有经济救援长期计划，管理经济后果的人也没有足够的危机管理培训。此外，私企部门要求政府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和快捷援助加剧了应对经济危机的压力。4月底，政府宣布，将设立一个附属政府的经济危机委员会，由公共、企业和科学部门代表组成，针对最佳危机解决办法向政府提供咨询。但是，危机开始时，金融、经济和旅游部门已经出现混乱，而据一些专家的看法，混乱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政府经济救援措施完全“迷失”。克罗地亚总理普联科维奇5月底对媒体称，克罗地亚在应对疫情、恐慌和经济衰落的三线战中已经获胜，他的宣言预告了疫情第一波的结束，并暗示执政党要抓住获得高度支持率的机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可忍受存在权重的阶段

6月上旬左右，克罗地亚疫情局势得到巩固，随着欧洲其他国家的措施，封锁措施大大放松，政府逐步重新开放边界并允许室内活动，标志着可忍受存在权重（来自昆德拉的知名作品）阶段的开始。在这段时间里政府面临两大挑战。第一项是在协调流行病措施的同时举行议会选举（7月5日）；另一个则是，在旅游旺季来临之际，承担风险确定到何种程度才能开放国家边界和旅游事业。因竞选期间出现一些引发舆论质疑的决定以及旅游旺季限制性措施调整不到位甚至有时不合理，这一阶段也是管理危机政治化以及措施相对化的初步阶段。舆论、在野党越来越多批评民防局，卫生部危机总部的分析、评估和建议也受到更大的政治影响，导致卫生部长贝罗什9月中旬对媒体承认，抗疫的前线机构“能受到”政治影响。受政治影响的决定，如在全国封锁时允许在贝罗什家乡的赫瓦尔岛举行宗教游行，7月对未成为欧盟国的波黑开放边界并允许波黑克族入境进行投票。结果是，6月享受舆论最高赞扬的卫生部长，到了9月，支持率从30%以上下滑到3%。尽管如此，7-10月期间，金融、经济和旅游业开始跟上发展步伐，与最初情况相比，政府在反应卫生、媒体和经济领域来的挑战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夏天欧洲整个局势逐渐巩固，克罗地亚的患者新增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有些日子没有记录新患者数量。这使克罗地亚旅游旺季的营业额与欧盟和地中海的竞争目的地相比，没有表现出直线性的下降。但是，政府积极推广旺季旅游的压力以及民防局“轻视”推行与游客相关的措施遭遇舆论反弹。据几个民意调查结果，10月初越来越多公民认为，民防局不重视专家数据或只配合一些利益集团（大型零售商、大型酒店等）的利益，至今公民对政府处理疫情的信任一直呈现下浮趋势。

双灾复发阶段

从10月底到12月初严格措施再次实行之前，克罗地亚处于应对疫情的过渡阶段。在部分抗疫措施和建议继续生效的情况下，克罗地亚公众掀起关于政府如何处理疫情更加全面性的讨论，其中主要焦点分为几个方面。首先关于民防局的工作，几个专家界提出“总体上看算是积极的评价意见”，政府抗疫科学委员会委员、科学家劳茨称：“当我们看到该国其他部门和机构的效果，民防局的工作还好”。9月份以来，克罗地亚总统米拉诺维奇认为，民防局是一个“准宪法”的机构，使宪法法院的法官关于民防局在特殊情况下的管辖权提出了积极意见。其次，经济危机以及民防局措施对企业的影响是讨论的独特方面。克罗地亚企业家协会“格拉斯”认为，政府的许多扶困决定不仅是姗姗来迟的，在饮食业部分禁止营业是歧视性的，并常常是荒谬的和不合理的，“也成为民防局继续工作不善的借口”。再次，克罗地亚媒体、社交网也没有避免反对疫苗接种、不愿戴口罩等各种分散的阴谋论观点的出现。最后，克罗地亚舆论中关于新冠肺炎的原因、治理方法、后果也出现一些不搞阴谋论但主张“表面经验主义”的论文和文章并刊登在了主流媒体。结果之一，克罗地亚虽没有发生“反对新冠”的大规模游行，但公民在社交网有时组织有限的聚集活动，抵抗政府的防疫工作、歧视性的措施和新冠的“大谎言”，致使到2020年底公民对措施的“净忍受度”大大下滑。

在疫情第二波明显复发的时候，民防局决定从12月初直到另行通知再次实行一套严格的措施，包括所有酒吧、健身室、餐厅等服务业实体限制营业，后来在圣诞节之前一周，为免节日期间新增率又增长重新引入跨省出行限制。此轮措施的一些“荒谬性”（如餐厅可以送外卖但酒吧不可以送等措施）以及严格出行的限制（节日期间不许跨省出行）引发企业家和公民的愤怒。只到12月底连续几天克罗地亚中部发生一系列地震，造成几人死亡、几十个重伤和几百无家可归的局面时，克罗地亚舆论才重现3月份那样团结的情绪。民防局暂停大部分的出行限制，下岗或不许复工的人赴地震灾区提供援助，媒体、国家机构、私企、公民协会尽量组织向地震灾区提供人道援助。克罗地亚在双灾复发中度过新年。

结语：平息抗议的阶段

2021年2月克罗地亚中部地块继续不稳，政府向震区长期援助分配几亿库纳，主要旨在重建楼房、基础设施和恢复经济活动。但是，政府的长期计划与初步反应在媒体引发批评。首先，地震发生不久，根据媒体上出现的一些视频和文章，从事人道援助的组织工作不到位，食品援助分配以及申请政府补助系统混乱，使得捐助品的销售、房产炒卖以及战后国家援助的滥用导致已重建楼房又遭地震损害成为了1月份最关注的看点，使震灾区佩特利尼亚市长预告，政府继续执政将取决于应对地震后果的表现。除此之外，政府还要面对新冠第二波期间一些“正常”的问题，如疫苗接种不够快的进程，私企部门的压力和公民对措施的抵抗行为。1月底，政府向议会提议有关地震后重建、企业扶困一系列法案，因克罗地亚企业协会的问题而拖延几天。几个在野党已经接受了来自一些代表企业利益团体的立场，要求扶困措施应该包括取消向“无能”的企业协会缴纳会员费的做法，因此推迟系列新法案的投票。在经过几天的朝野吵架后，2月初法案才被通过。但是，企业代表人等新冠期间的“失败者”对政府要求参与扶困措施的协商进程成为更为明显的焦点。此外，1月底民防局决定暂不调整防疫措施也使公民表达抗议。虽然没有公民示威，但是据报道，2月以来萨格勒布学生们在周末时候开始“忽视”措施，几百人在公共场所聚集，一些酒吧业主违反措施开始营业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被迫宣布措施即将放松，总理已经“答应”在本年旺季来临之前恢复新冠前的正常局势。因此政府投注春季疫情下降，至于疫情是否会反弹，只能等到春天再说。

周恒祥（原同济大学教授，洪堡学者）：

欧盟疫苗危机的由来与批评

2021年1月21日，一封来自英国的信函使欧盟委员会“炸锅”起来。寄发者是英国最大的制药公司阿斯利康（AstraZeneca，全称：英国-瑞典制药公司），通知欧盟委员会说由于生产出现瓶颈不得不大幅削减合同保证的第一季度疫苗供应量，不是原先许诺的8000万剂，而只能提供3100万剂，其中有300万剂是给德国的。这个数量明显低于欧盟所期待的，欧盟委员会负责卫生和食品安全事务的委员斯泰拉·基里亚基季斯（Stella Kyriakides）对此深表不满，并在1月24日威胁要采取法律步骤。

1月2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与阿斯利康总裁帕斯卡尔·索里奥（Pascal Soriot）通了电话，被邀参话的还有由欧盟专家和各成员国代表组成的欧盟疫苗战略指导委员会。冯·德·莱恩明确表示，她期待阿斯利康提供双方合同所确定的疫苗数量。

索里奥则为阿斯利康作了辩护。他在接受多个欧洲媒体采访时表示，阿斯利康在和欧盟在去年8月达成的协议中只表明“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约定的供货数量，但并没有写明保障供货。英国比欧盟早两个月和阿斯利康达成了疫苗供货协议，因此阿斯利康更早开始生产用于供应英国的疫苗。

1月27日，欧盟和阿斯利康举行了危机会议。虽然与会者表示，双方的讨论是建设性的，但会议无果而终。

1月29日，欧盟在阿斯利康的同意下，公开了双方签订的疫苗合同的有关细节，出于保密原因将许多包括交货日期、数量和价格等关键段落都涂了黑。欧盟坚持，若位于荷兰和比利时的工厂存在交货问题，阿斯利康也可从英国的两处工厂提货交付给欧盟。欧委会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在布鲁塞尔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欧委会希望尽快掌握各地疫苗生产数量以及出口目的地等信息，以此确保欧盟各地都能取得疫苗。

同日，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对阿斯利康制药公司所研发的新冠疫苗，建议给予上市许可，阿斯利康从而成为继瑞辉（Pfizer）和摩德纳（Moderna）疫苗之后第三种获得欧盟批准使用的新冠疫苗。

在欧盟的强烈抗议下，阿斯利康而后作出让步，同意向欧盟稍微增加交付量。1月31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推特上宣布，疫苗问题有了进展。阿斯利康将于第一季度额外向欧盟提供900万（总计4000万）剂疫苗，并将比原定计划提早一周交付。她在该日的采访中缓和了口吻，表示“病毒才是我们的对手”，阿斯利康等制药商是“我们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之前，辉瑞公司业已宣布道，由于药厂为提高产能而要进行设备改造，将放缓疫苗交付速度，表示减量将持续到2月份的第2周。继后，美国药企摩德纳在1月29日表示，因提升产能而需调整，公司2月份将暂时减少供应欧洲等海外国家的疫苗，但表示随着产能提升，摩德纳会有序供应今后三个月的疫苗，并将履行第一季度以及后续的合同承诺。

欧盟在疫苗事务上陷于被动，与欧盟在疫苗置购上优柔寡断，患得患失，行动迟缓大有关系。据说美国在2020年夏天就砸下100亿美元重金，向各家疫苗制造商订购疫苗，5月便和阿斯利康公司，7月又与辉瑞和摩德纳公司相继签订了合同，英国也同样行动迅速。到2020年7月和8月，美国和英国就已与欧美六家药厂分别签订了购置8亿4千万剂和3亿4千万剂疫苗的合同，而那时欧盟尚在迟疑不决，未去大力推进，在疫苗订购预算上也只是拨出27亿欧元资金，与阿斯利康、辉瑞和摩德纳这三家疫苗制造公司的签约分别是在2020年8月、11月和12月。

8月27日，欧盟卫生委员斯泰拉·基里亚基季斯宣布，欧盟和阿斯利康药厂签订了订购4亿剂疫苗的合同，这是欧盟与疫苗制造商签订的第一份疫苗合同，已比美英晚了好几个月。同时，基里亚基季斯与辉瑞公司进行了压价谈判，历时4周未有结果。对此，德国政府发出警报并介入谈判之中。9月18日，欧盟在法国政府的压力下，先与法国赛诺菲（Sanofi）制药公司签订了订购至3亿剂的疫苗合同，然而该疫苗大概要到2021年才能研发完成。10月8日，欧盟与美国的强生（Johnson & Johnson）制药公司签订了第三份疫苗合同。直到11月11日，欧盟才终于与辉瑞并继而在12月与摩德纳签订了疫苗合同。欧盟行动迟缓，也使德国Biontech生技公司总裁司乌格·萨因（Ugur Sahin）惊讶不已。在疫苗订购上，欧盟不仅速度缓慢，而且数量不多，订购数量远远低于美国，尽管欧盟的总人口远远高出美国。

2021年1月8日，欧洲药管局宣布，辉瑞药厂的每个安瓿瓶不是可打五剂，而是可打六剂。可欧盟订购的是剂数，而非安瓿数，这样欧盟所得到的疫苗一方面在安瓿数上少了20%，另一方面在价格上则多付了20%。这一情况变化以及阿斯利康、辉瑞和摩德纳三家制药公司接连减量供应疫苗，使欧盟的疫苗接种计划雪上加霜，打乱了各成员国的疫苗接种计划，造成了长达数周的延误，由此造成的损失预计会高达千亿。

欧盟疫苗购置进展不利，责任在谁？被批评推到风口浪尖的，首先是斯泰拉·基里亚基季斯女士。她是塞浦路斯人，在欧盟委员会负责卫生和食品安全事务的委员，（本应）是主管疫苗购置的负责人。当她在2020年8月落实第一份疫苗订购合同时，曾获得欧盟各方的喝彩。但由于她缺乏对药品订购和审批的经验，欧盟委员会之后任命了桑德拉·加利纳（Sandra Gallina）女士为欧盟卫生和食品安全总署署长，主管与疫苗制造商的谈判和合同。加利纳女士是意大利人，原是欧盟贸易代表，有多年国际贸易谈判的经验。她取代斯泰拉·基里亚基季斯女士，承担了疫苗订购的主要角色，但却不受基里亚基季斯的指示，而是直接听命于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显然，后者才是欧盟疫苗购置的实际决策者。

由欧盟统一为成员国统一购置疫苗，并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亲自掌管此项工作，这一切都是默克尔促成的。早在2020年中旬，德国联邦卫生部曾计划联合法国、意大利和荷兰三国卫生部组成四国疫苗联盟。2020年6月13日，阿斯利康药厂宣布和这四个国家达成了一项提供4亿剂疫苗交易的协议，此项协议可保证数亿欧洲民众有望获得疫苗。但那时，德国联邦总理府已制定有将疫苗购置权限移交给欧盟的计划。在联邦总理默克尔的指示下，联邦卫生部长取消四国疫苗联盟计划，并联合其他三国卫生部长写信给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郑重表示将疫苗购置和分配的主导权转交于欧盟。默克尔放弃德国的疫苗购置自决权，并由欧盟统一购置疫苗，除了意在加强欧盟的团结和凝聚力，并阻止（如后来在回应批评声浪时所宣称的那样）“疫苗民族主义”的产生外，还意欲为冯·德·莱恩创造一个能展现其政治能力并提高其在欧盟威望的千载难逢的舞台。默克尔此举，可谓多全其美。

谁料“恨铁不成钢”，冯·德·莱恩竟然未能不负“默”望和众望，而将关乎欧盟4亿5千万欧盟公民健康的头等大事办好。据媒体报道，在德国总理府插手疫苗购置事务后，德国联邦卫生部长延斯·施潘（Jens Spahn）很是生气，在与同僚内部谈论时表示，由于参与方太多，会导致疫苗订购的迟缓。事态发展，确实如此！但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参与方太多，而在于决策者失误。

欧盟此次在冯·德·莱恩主导下，购置疫苗出现重大失误，使人们想起来她在德国当国防部长时期的功过。众所周知，国防部长所负责的乃是枪炮开火，坦克滚动，潜艇潜水，军舰出海，飞机飞行等工作，但这一切在冯·德·莱恩的任期内都没做好，部队不仅装备不足，完好率差，而且兵员素质也不理想。2019年，联邦国防部官员宣称，过去一年部队战备状态约达到70%，而媒体发现这正是冯·德·莱恩2014年上任之初的数字，她是2013年12月17日出任联邦国防部长的。五年过后情况仍不见改观，部队状态可谓每况愈下。那几年，关于德国国防军战备状态低下的新闻不仅屡见弊端，还持续反映在联邦议院国防军监察专员提交的年度报告中。2019年，德国记者康斯坦丁·魏斯曼（Constantin Wißmann）还出了一书，以250页的篇幅详细描述了联邦国防军的灾难性状态，书名为《有限待命（Bedingt einsatzbereit）》。也许是因为部队的战备状况实在差得见不得人，2019年3月在冯·德·莱恩的安排下，德国国防军在该年首次终止了公开部队状态报告的传统，理由是“会损害德国安全利益”，将最新的国防军年度报告内容列为“最高机密”，保存于联邦议院的保密办公室，仅对特定议员开放，而且手写记录不得带出。那时，反对党人士就冯·德·莱恩在任期内不仅未能改善部队状态，而且还遮掩事实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甚至还有人呼吁她下台。不想，冯·德·莱恩于2019年12月1日华丽转任了欧盟委员会主席。

2019年8月，媒体还披露，联邦国防部及其下属机关在2019年上半年支出的外部人员咨询费高达1.55亿欧元，几乎相当于联邦其他13个部总共支出的（1.78亿欧元）咨询费。当联邦议员质问道为何支出如此多的外部咨询费时，联邦国防部回答是由于任务急剧增加，指出其中1.09亿欧元是用于数字化项目。可联邦国防部机关有2万名工作人员，按理很多工作完全应由内部人员来完成，再说这也有利于保密。

针对用钱不当和裙带关系的问题，联邦议院组成了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2020年1月13日，刚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不久的冯·德·莱恩来德国联邦议院调查委员会作证。对高额咨询费的支出，她辩白道，请外面公司来咨询，这对于国防部的全面现代化建设，尤其是部队的数字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没有外界的支持，这类任务无法完成的，再说请外来公司咨询，国防部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她还说道，提到的那些由外面人员所承担的咨询任务规模较之国防部的6万名文职人员，只是行政行为中的很小一块。另一方面，她也承认在此存在着诸如违反招投标规定以及吸收第三方人员做法不明的问题，但又推诿道，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是要消除出现的错误，在她的领导下也是这么去做的。

联邦议院咨询费丑闻案调查委员会进行了一年半的调查，举行了41次作证会，查阅了上千册卷宗，最后于2020年下半年向联邦议院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细致描述了错误的存在以及所应承担责任的人员，并对今后请外界来进行咨询和支持的做法提出了改进建议，特别指出要严格控制将公共任务外包出去，国家不能依赖于外界的咨询人员。冯·德·莱恩虽未因此次调查而受到太大触及，留下的却是一个状态糟糕的部队。

面对欧盟在疫苗购置上所出现的失误和混乱，冯·德·莱恩故伎重演，用她过去在政治生涯中 （如媒体所批评）对付危机所惯用的手法来进行掩饰和蒙骗，为自己开脱。她一方面试图将责任推给制药商，另一方面则一再口口声声宣称欧盟在疫苗购置上一切都在按计划行事。然而，疫苗购置事关重大，涉及欧盟数亿民众的健康以及欧盟成员国的社会正常运转。对于这方面的重大失误，岂可视而不见，岂容掩塞而过！媒体在批评欧盟所为时使用了“不知羞辱”等字眼，并不令人见怪。在激烈的批评声浪冲击下，冯·德·莱恩（如媒体2月5日所报道）不得不承认在疫苗购置犯有错误，但辩解说，当初欧盟太过于重视对疫苗研发的扶持了。扶持疫苗研发，并不为错，但出资进行扶持应与优先购买权衔接起来，这是起码的常识和应有的行事方式。冯·德·莱恩的失误承认，显然过于轻描淡写。

在冯·德·莱恩广受批评的时候，作为其提携者和守护者的默克尔，没对她的“爱将”进行庇护。2月2日，默克尔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的电视采访中表示，“我认为，总体上没有出错”。针对为何美国所获疫苗多于欧盟的质问，默克尔在多个场合解释道，疫苗制造工厂大多是在美国，而美国实行出口限制，致使其他国家拿不到疫苗。这一解释掩盖了欧盟和德国本身在疫苗购置上的迟缓和失误，也回避了诸如以色列等非疫苗生产国同样如美英而高比例购置到疫苗的事实。默克尔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仅意在庇护冯·德·莱恩，而且旨在“防火烧身”，因为正是默克尔将疫苗购置主导权推手给了冯·德·莱恩。再则，德国在2020年下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而这段时期正是购置疫苗的关键时期，对欧盟在疫苗购置上的不力，作为轮值主席的德国实难脱于干系。

说到默克尔，这里再添加两句。默克尔担任德国联邦总理长达16年，仅这一任期便足以说明她绝非等闲之辈，是有着高超政治手腕的。在执政期间，她经历过好多次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但都能化险为夷，暂时把握住局面。在她的领导下，德国虽失朝气，无大建树，但倒也四平八稳。默克尔的政治手腕也表现在用人上，她善于排挤政治异己，容不得有超越或可能超越于她的能人存在或涌现。一旦发现有这样的人或这样的苗头，便会在可及范围内，不择手段进行排除，或缩其施展空间，或断其争锋之芒，或堵起崛升之路。因此，默克尔所用之人，皆是能力低于她的人，其中不乏平庸之辈，冯·德·莱恩就是其中之一。今年，默克尔将卸任联邦总理职务。如今环顾其所在的基民盟，在位的众多领导人中呈现一派“后无能人”的凋零景象。以后，谁能指点德国江山，着实充满变数。

欧盟疫苗战略失误，严重影响了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成员国的疫苗接种进程。2月1日，在默克尔的主持下，德国举行了“疫苗峰会”，参与方除十六个联邦州外还有疫苗制造商。会议的举行旨在显示国家对疫苗接种的重视以及具有行动能力。但“峰会”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联邦各州未能获得急切所需的疫苗接种可计划性以及计划安全性。唯一可以津津乐道的只是，“峰会”提出了一个笼统的“国家接种计划”，唯一具体的也只是，给出了一个截至9月底向每个欲接种公民都提供接种机会的时间表。根据联邦政府的测算，基于阿斯利康、辉瑞和摩德纳这三家已获欧洲许可的制药公司所提供的疫苗，德国便可至夏季结束时满足本国居民接种疫苗的需要。但测算不能代替实际进展。当初在2020年12月27日开始接种工作时，宣称的也是那么“娓娓动听”，可实际却是“混乱不堪”。再说，疫苗接种这一国家行动实施已有一个多月了，此时才提出“国家接种计划”，分明显得太过于被动和迟缓了。德国的抗疫工作同样缺少前瞻性，在此可见一斑。再说，要推进一项重大工作，仅靠举行一两次所谓的大型“峰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富有效能的机制。月初那个曾被人们寄予厚望的“疫苗接种峰会”，后来便被弱化为“疫苗接种会谈”。

欧盟是个国家联盟，成员国的态度也左右着欧盟的决策，这是造成欧盟在疫苗购置上连连失误的另一大因素。在去年开始考虑订购疫苗初期，欧盟曾错误地将希望寄予德国生物科技公司CureVac所研发的疫苗，结果事与愿违。投错对象不可指摘，因为当时无人能够知道并肯定哪家药厂的疫苗研发最后会取得成功或拔得头筹。后来又在决定疫苗购置预算上，东欧的成员国否决在27亿欧元预算之外再添钱用于疫苗购置的计划。这可能是欧盟卫生委员基里亚基季斯在去年8月份花费数周时间和制药商谈判价格的动因所在。在德国和法国的支持下，欧盟早在2020年5月18日就不迟延地推出了一项规模高达75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帮助成员国在新冠病毒危机过后进行经济复苏，然而在疫苗购置上，却将预算限制到27亿欧元，较之于大手笔的经济刺激计划，疫苗购置财政预算显得微不足道。当若干成员国就疫苗购置预算的添加计划进行抵制时，欧盟又是显得那样无能为力，裹足不前，不成比例的定量和缓慢的行动令人不解，这种情况的出现实质反映了欧盟的机制缺陷。

时至如今，欧盟也认识到，疫苗一事不取决于订够量，而是在于支配量，作为德国Biontech生技公司合作伙伴的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在通知削减欧洲配额之下，却没有减少对美国的供应，便是实例。2020日12月8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发布政令指示辉瑞集团，美国的辉瑞工厂所生产的疫苗必须优先本国的接种中心，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阿斯利康疫苗上，该公司打算减少对欧盟的疫苗供给，但对英国却未见有任何的减量。美英两国的作为，正是欧盟和德国所欲阻止的疫苗民族主义，对此欧盟决定出手监管。2021年1月29日，欧盟主管机关宣布将尽快实行一种透明登记簿制度，在欧盟地区生产的疫苗如果要提供给第三国，都要申报登记，提供给英国的疫苗也属申报登记范围。此项举措若付诸实施，意味着以后从欧盟地区出口疫苗都需要获得批准，这无疑是对制药公司的一种不信任投票。

如媒体所批评，欧盟委员会在疫苗购置上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不透明，失误只是到了无法纠正时才曝光于大众面前。当民众对失误进行批评时，欧盟领导人就会反问为何对此不事先提出警告，会提示不要充当事后聪明人。与德国的某些领导人一样，欧盟对疫苗购置上的失误，也惯于将责任推给疫苗制造商，将民众的正当不满视为是种反欧洲情绪，尽管这种不满的初衷乃是希望欧洲能发展得更好。对于批评者，欧盟也早已 - 如媒体批评道 -，获有一种“群体免疫力”。

新冠病毒将全世界置于深重灾难。如今，疫苗购置失误又将欧盟推向了一场人为灾难的边缘，亲自掌管此项事务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此难辞其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是她在德国联邦国防部任职期间给人留下的印象，这一印象在此次欧盟疫苗事件上得到了强化。至于她此次能否再度顺利地开脱自己，有待观察。不管怎样，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的地位业已削弱，不能再那么稳坐钓鱼台了。她的无能和失误，也将随同新冠疫情而写入欧盟历史。

董雪兵，周伟（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

全年贸易完美收官，班列作用更加凸显

——2020年12月17+1贸易指数解读

2020年12月，宁波航运交易所发布的17+1贸易指数如下：进出口贸易指数报收于270.85点，环比上涨8.96%，同比上涨29.07%；出口贸易指数报收于288.39点，环比上涨10.14%，同比上涨25.56%；进口贸易指数报收于232.59点，环比上涨5.90%，同比上涨39.64%。

2020年12月，我国与中东欧17国家贸易总额为730.73亿元（人民币计价，下同），同比增长21.2%。其中，出口533.02亿元，同比增长17.82%；进口197.71亿元，同比增长31.36%。2020年全年，我国与中东欧国家分别实现进出口、出口、进口贸易额7248.76、5345.77、1902.99亿元，分别同比上涨10.38%、10.09%和11.23%。如以美元计价，中国与中东欧17国贸易额达1046.96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9.92%，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增幅和中欧贸易的增幅。

上半年我国与中东欧的进出口贸易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曾连续多个月负增长，而全年进出口额均保持两位数的增幅，这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双方贸易的韧性。2012年以来，中国与中东欧17国贸易年均增长8%，是中国对外贸易增速的3倍以上、中国与欧盟贸易增速的两倍以上。中东欧国家积极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其优质产品在华知名度不断提升。

从国家来看，2020年，我国与波兰和捷克分别实现进出口额2228.46、1308.61亿元，分别实现同比上涨16.05%、上涨8.13%；在我国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贸易中的占比最高，占比分别为30.74%、18.05%。塞尔维亚与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速最快，增幅达到54.20%。此外，2020年与我国进出口贸易实现同比增长的国家有13个。

从商品种类来看，2020年，我国出口至中东欧国家的商品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机电及机械器具、纺织品及原料、杂项制品，在我国与中东欧国家出口贸易中的占比分别为51.18%、9.92%、7.64%，分别实现同比上涨14.15%、4.52%、3.97%。我国进口中东欧国家的商品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机电及机械器具、运输设备、贱金属及制品，在我国与中东欧国家进口贸易中的占比分别为33.62%、29.14%、9.10%，分别实现同比上涨13.45%、14.64%、6.84%。

我国与中东欧17国的经贸合作正呈现全方位发展的良好态势。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累计对中东欧17国全行业直接投资31.4亿美元，涉及能源、基础设施、物流、汽车零配件等领域。同期，中东欧17国累计对华投资17.2亿美元。2020年，我国在中东欧17国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54.1亿美元，同比增长34.6%。匈塞铁路、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塞尔维亚E763高速公路等项目进展顺利。

2020年全年，因海运受疫情影响冲击较大，使得中欧班列的贸易大通道作用更加凸显。全年开行中欧班列超过1.2万列，同比上升50%，通达境外21个国家的92个城市，比2019年底增加了37个。自2011年首趟由重庆开往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成功开行以来，2020年已经是中欧班列正式开通的第九年，越来越多的欧洲城市都有了定期的中欧班列，波兰、匈牙利、捷克、立陶宛、斯洛伐克等成为中欧班列重要通道和目的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主要港口物流往来密切，中欧陆海快线正在加快形成。星夜驰骋的“钢铁驼队”，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加深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与紧密交融。为全力支持中欧班列发展，铁路部门设立中欧班列专门窗口，开辟绿色通道，实施24小时通关制度，简化班列通关手续，实现返程中欧班列海关“秒级放行”、出境中欧班列最快20分钟内办结海关手续，保证平均每天14列中欧班列顺利通行。中欧班列开行量的持续增长，有力帮助国内企业走出去，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