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欧洲系博士生，西安外国语大学匈牙利语专业教研室主任。摘要：新冠疫情发生一年有余，目前首批疫苗已面世，有效性尚待观察，但欧盟此时却陷入疫苗分配困境。欧洲智库人员纷纷上书讨论该问题，但多从欧盟下订单晚、疫苗专项资金少角度出发，没有触及实质。本文从疫苗研发路线选择、欧盟领头大国的选择、疫苗制备能力研究和意识形态偏见四个方面出发，指出欧盟没有将疫苗研发和生产制造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错误行为，将疫苗分配权拱手让人的幼稚行径，分析欧盟新冠疫苗困境的深层次政治和经济体制原因，号召欧盟在面对国际重要事务时加强团结，加强政府主导并正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果，参考借鉴他国抗疫经验。新冠疫情爆发一年有余，世界诸国从作壁上观到手忙脚乱最终深陷泥潭，全球感染人数已经超过1亿，新冠所带来的影响还将持续。万般无奈之下，诸国寄希望于疫苗，世界大国挺身而出承担研发责任。第一批疫苗已于2020年底紧急面世，关于疫苗的有效性、存储、产量、价格、配额都尚在讨论中，此处尚且不提。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欧盟非但没有为首批重点关注疫苗中做出贡献，反而于2020年12月底在欧盟内部出现了疫苗争夺战。表面看如此不符合欧盟一贯研发和经济实力的情况有何深层次原因？欧盟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一向以注重版权和创新、高科技、高幸福指数、绿色环保理念、自由民主闻名于世。它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源地，具有坚实的科学研究基础，科研投入量也比较可观。近些年欧盟大力支持全球化战略，注重供应链搭建，推行多边主义理念 。在本次新冠疫情的冲击中，欧盟作为新冠疫情的重灾区，对疫苗研发和量产的需求不言而喻。世界各国对疫苗研发的需求其实不尽相同。中国作为疫情控制中的佼佼者，很早便没有了足够病例，因此不方便进行疫苗III期的临床实验研究。但中国仍旧积极参与疫苗研发工作，这不仅因为中国始终有大国担当，有为世界研发及量产疫苗的责任感，而且中国也不允许自己在疫苗方面受制于人。俄罗斯甚至在本国出现确诊病例之前就开始了疫苗研发工作，在疫情初期还对中国做出过相关承诺 。俄罗斯研发疫苗是基于自己的技术自信，俄罗斯在埃博拉疫苗的研发工作方面一直走在一线，也积累了相当的研发经验。新冠疫苗产品同时也是俄罗斯展现并扩大自己大国影响力的重要机会，所以即使俄罗斯的GDP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广东省，俄罗斯也早早开始着手疫苗研发。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强的技术能力，自然当仁不让。但欧盟此时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它没有选择着力开发自己的产品，而是四处寻找投资合作机会，对预先看好的产品下预订单，试图利用供求关系的方式推动企业的疫苗研发工作，同时以合同约束的方式来多方获取有效产品，借助全世界的力量来解决自己的疫情问题。在截止到2021年1月23日WHO公布的进入第III期临床测试的共16款疫苗产品（中国6，美3.5，俄1，英1，印2，巴1，德1.5）及2/3期共6种疫苗中，出自于欧盟的仅有德国BioNTech公司和美国辉瑞的合作产品及德国CureVac AG公司研发的产品。两种产品同为mRNA疫苗，同质性很大，其它技术路线的疫苗产品则完全没有。这种比例与欧盟享誉世界的经济和研发实力不匹配。与研发方面的落后相反的是，欧盟早早向海内外企业订购了6款疫苗，总数约达到15亿剂，相比起欧盟人口总数4.48亿人，15亿剂的订单非常庞大，欧盟的行动不可谓不迅速。欧盟并不是对新冠疫苗没有强烈需求，那么出现如此大反差情况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欧盟又为何现在陷入疫苗困境？一切还是要从疫苗研发上来寻求答案。
图1:欧盟早期向欧美6家公司预订购的6款疫苗及数量 疫苗研发路线主要分为四种，分别为灭活、重组蛋白、核酸疫苗和重组病毒载体疫苗。目前中国的国药科兴灭活疫苗、俄罗斯的腺病毒载体疫苗、美国的mRNA疫苗已经上市，并且开始支援/出售给部分有需求的国家。究竟哪条路径最好？其它国家为什么没有生产灭活疫苗类型？我们分别进行分析。灭活疫苗是传统疫苗路线，技术成熟，有效性有一定保障。但它需要严格的实验环境来培育大量病毒，不仅对环境的要求高，培育大量病毒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安全性风险。这种研发方式会直接提高疫苗生产成本，严苛的研发环境一定程度上会限制疫苗产量。关于这一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在媒体采访中表示，中国是动用了国家力量将P3实验室临时转化为可以生产疫苗的实验室 ，提供灭活疫苗的制备环境。而一开始国外并没有完整毒株，也没有征用P3级以上实验室研发疫苗的行为，因此他们没有主攻灭活疫苗路线。灭活疫苗路线原本也并不是短期可以出成果的制备方式。一般来说一款疫苗从研制到量产往往需要5-10年甚至更长时间。我国可以在1年时间里就推出国药科兴灭活疫苗正是因为背靠我国强大国力的支撑，与死神抢时间赛跑才推出来的，这款疫苗在有效性方面应当还有反复试验提升的空间。我国采取数线并举的饱和式救援方案，所以即使国药科兴灭活疫苗研制成功，我国还会继续其它路线的疫苗研发工作。重组蛋白疫苗的制作机理是将病毒的S蛋白基因整合重组到酵母菌、大肠杆菌等微生物里，然后再大量培养，将表达出病毒的S蛋白收获、提纯，直接做成S蛋白疫苗。注射入人体后，S蛋白可以刺激人体产生抗体。目前III期临床试验中有美国的Novavax和中国的智飞生物公司的产品。腺病毒载体的DNA疫苗的制作机理是在腺病毒载体上编码新冠病毒S蛋白的基因，在接种疫苗后，载体在接种者体内表达病毒蛋白，诱导人体产生针对S蛋白的抗体。不像灭活疫苗需要有活病毒的完整毒株，腺病毒载体的DNA疫苗只需要知道新冠表面的凸起部分——S蛋白的序列，就可以合成相应的DNA序列，其制造成本和周期都低于灭活疫苗。改种疫苗类型在埃博拉病毒疫苗研究中有过广泛的成功经验，因此这条路线被很多国家选择。这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国际上尚没有成功经验。从理论上来说，mRNA疫苗与腺病毒载体的DNA疫苗类型都是遗传物质角度上的疫苗作用机理，只不过换了一种包裹，将mRNA注入人体，使其直接表达生成S蛋白引发人体抗体反应。因此如果信任腺病毒载体的DNA疫苗原理的话，对待反应过程更为简单直接的mRNA疫苗心态也会更为开放。人们非常关注mRNA疫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是美国大力投资研发的产品，人们倾向于对美国的技术有信心，且它是公布的最早一批疫苗之一。综上所述，各种研发路线都有其合理性和优缺点，但也都有各自的困难，单纯从理论上很难对各项研发路线的成败作预期判断，也因此，对某种类型盲目表示超前的信任及依赖也是不合理的行为。德国在这场严峻的系统性危机中，尽管在疫情爆发初期并未果断施援，但在后期的应对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方向型领导”和“结构型领导” 的领导作用。德国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科研实力都是欧盟这个集体的头辆马车，是拉动性力量。在生物医药方面，德国以507项专利授权在欧洲傲视群雄，行业从业人数也居欧洲第1位。全世界有mRNA疫苗研制基础的公司一共三家，德国就有BioNTech和CureVac AG.两家，剩下一家就是美国的Moderna，它们合称为mRNA研究的三巨头。从这个角度看，德国在mRNA疫苗研发方面占据技术优势。BioNTech在初期就选择与世界最大生物医药公司辉瑞合作，以换取潜在7.48亿美元的对价 ，这是一个公司行为。BioNTech出技术，辉瑞出钱，使用BioNTech在德国的生产基地生产临床试验用疫苗，同时改建辉瑞公司在比利时的生产基地，但疫苗即使在欧洲生产，也不能优先供应欧洲。结合实时疫苗接种图来看，结果更加明显。
图2:截止到2021年1月26日全球疫苗接种进度TOP10
图2显示的就是截止到2021年1月26日全球疫苗接种进度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在接种总数上，美国一骑绝尘，只有中国才堪堪比得上。英国由于接种的是自己国家研发的疫苗，所以接种速度也较快。以色列接种的是辉瑞疫苗，其接种的绝对数量远高于一众欧盟国家。考虑到以色列人口总数较少，其全部人口的接种比例已经超过44%。欧盟现在难以获取到疫苗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没有生产出自己的疫苗，疫苗需要外购，而外国总是首先满足自身需求后，再考虑外销问题。WHO总干事谭德赛近期发表了防止“疫苗民族主义”的发言。欧盟在具备mRNA类型疫苗生产绝对技术优势的前提下，此时需要面对难以获取疫苗的局面，这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下“市场经济”原则先行的结果。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强调平衡的，将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结合起来的体制 。它既控制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又会在市场经济周转不灵时引入政府力量。所以，当BioNTech公司有要进行疫苗研发并且寻求资金对价的行为时，德国并没有阻止，只是通过下产品预订订单的形式，依靠供求关系理论来推动事态的发展。同时德国对于自己另一家mRNA生产公司CureVac AG.也没有进行直接投资，直到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3月表示想买断该公司潜在新冠疫苗所有权且邀请CureVac AG.迁移至美国时，德国才出面阻止事态的发展，并且于6月宣布将以3亿欧元购买23%股份，以防止被外国资本收购。在新冠大背景下，德国依旧先走“市场经济”路线，这是一种“不讲政治”的行为。在可以预期到的配额争端、生产初期的供货争端中以及借鉴新冠早期欧盟发生的抢口罩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在疫苗生产初期供小于求的情况下，配额争端必然发生，其生产国也必然先保障自己本国的疫苗接种需求，这种局面在疫苗生产不顺利的情况下尤甚。欧盟所信赖的美国及英国盟友在此时会为了自己本国的政治因素而变得“不可信”。德国没有借鉴前车之鉴，既没有及时把国家关键技术和潜在产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也没有在早期就大力支持本国CureVac AG的疫苗研发工作，盲目相信盟友和市场力量，这就是“不讲政治”的行为，也直接导致了现在的新冠疫苗困境。要去追究欧盟新冠疫苗困境的原因，除了欧盟过于信赖/依赖其美国及英国盟友外，自然免不了深入探究欧盟自身新冠疫苗难产的情况。在截止到2021年1月22日WHO公布的正在进行3期（共16种疫苗）及2/3期（共6种疫苗） 临床实验的疫苗清单里，除去已经讨论过的BioNTech与辉瑞合作的产品，剩下的欧盟只有CureVac AG.公司的同属于mRNA类型的疫苗在试验期，这样的表现非常不符合欧盟以往体现出来的生物医药方面的实力。为此笔者搜集了欧盟制药企业能力的数据，来发掘深层次原因。
从图3中可以看出，德国和法国作为人口总数占美国约1/2，GDP占美国约1/3的欧盟领头羊国家，其2019年制药行业申请专利总数也约占美国的1/3，专利创新方面符合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公司名 | 2019年研发投资额 | 公司名 | 2019年研发投资额 |
强生（美国） | 113.55亿美元 | 赛诺菲（法国） | 66亿美元 |
美国默克 | 98.72亿美元 | 拜耳（德国） | 53.42亿欧元 |
吉利德（美国） | 91.06亿美元 | 勃林格殷格翰（德国） | 31亿欧元 |
表1: 自制表格，2019年美国及欧盟排名靠前药厂研发投资额 从表1可以看出，2019年美国各医药巨头公司研发投资额均远远高于欧洲医药巨头公司研发投资额，差不多在2倍左右。考虑到美国的医药巨头公司尚未完全列举，但欧盟的巨头公司基本上就是这三家，所以美国的研发投资总额会高出更多。在医药研发投资世界前10名的列表中，美国占了5家，总额达404.33亿美元。因此尽管在创新能力上德法两国也算得上可圈可点，但在医药巨头公司的研发投资额上美国和欧盟的差距很大，这也影响了欧盟药企在此次新冠疫苗研发中的参与及积极程度。赛诺菲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承担了大厂责任，与英国的葛兰史素克合作了一款蛋白亚基疫苗，但由于剂量方面的原因，已于2020年12月宣布，将重新开始临床1/2期实验，最早于2021年第四季度可产出疫苗 。拜耳公司则入场很晚，仅于2021年1月7日才与CureVac AG.达成合作协议，试图加快疫苗研发进度，此时距离疫情爆发已经超过1年时间。新冠疫苗的研发最后落入了大厂责任、校企合作和财力比拼三个方面。欧洲的数千家生物技术公司虽然平时研发积极，但多是出于自保，并没有巨额的资金实力参与到疫苗研发工作中来。疫苗公司经常出现亏损，因为疫苗研发需要海量经费投入，而研发时间往往以10年计，可能产品还未上市，国际大流行传染病就突然消失，和2003年的非典疫情一样，产品瞬间就没了需求。欧洲的小公司缺乏对这种世界大流行病的责任承担和参与能力。在2014年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苗的研究工作中也罕见欧洲药厂的积极参与。综上，由于欧盟药企规模较美国公司要小，研发资金少；较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来说，欧盟药企中政府参与度低，政府在针对性疫苗方面直接政策和拨款较少，扶持力度小，因此在国际大流行疫情热点面前欧洲的疫苗公司参与并不积极，这也直接导致了欧盟自产新冠疫苗产品类型和数量少，从而主要需要依靠外购的情况。德国带领下的欧盟展开了同美国盟友关于新冠疫苗研发的精诚合作，也抛下脱欧成见，早早向阿斯利康和葛兰史素克预订购了疫苗。即使俄罗斯疫苗8月份已获得俄卫生部门许可，但欧盟直至本文写作时止依旧拒绝批准俄罗斯疫苗在欧盟内的使用。俄罗斯工业化生产能力有限，亟需合作扩展产能。反观对于辉瑞疫苗，欧盟全线绿灯，紧急审批通过并安排接种工作。1月15日，挪威药品管理局称，挪威有23名接种美国辉瑞疫苗的老人死亡。西班牙一养老院内70人在接种新冠疫苗后又确诊新冠。以色列也出现了接种新冠疫苗后又感染新冠甚至死亡的病例。尽管尚且不确定是否与疫苗有直接关联，但数个欧盟国家紧急叫停了辉瑞疫苗的接种工作。再加上辉瑞疫苗数次发出延迟交付的消息，致使法国和意大利等国表示要对辉瑞公司提起诉讼。欧盟在这种情况下才转向俄罗斯和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证实,她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愿就俄新冠疫苗“卫星-V”开展合作，但同时指出这款疫苗应先得到欧洲药品管理局注册 。此时俄罗斯已经展开全民接种了。匈牙利成为了欧盟内第一个注册并购买俄罗斯和中国疫苗的国家。它顶住了巨大压力。而同时，匈牙利也因为十年来“向东看”政策，与东方国家（俄罗斯和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在此次疫情中也率先获得了中国医药物资援助和中俄两国的疫苗。关于此事，匈牙利一直受到欧盟指责。在这件事过去之后，匈牙利在欧盟内会遭遇何种待遇还不可知。欧盟内部关于疫苗困境问题也有诸多讨论，但分析角度依旧集中于欧盟对于新冠疫苗审批较慢、下订单时间太晚、欧盟提供的疫苗专项资金太少 、对疫苗民族主义的指责 等问题上，并且反复针对需求量和三家疫苗公司可供产量有关的数据进行来回计算，绝口不提从中国和俄罗斯引进疫苗的可能性。这就是欧洲智库所坚持的政治正确。
欧盟放着已广为测试的世界公共疫苗产品不用，仍然盲目期待着已多次出问题的辉瑞疫苗，守着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利益链，这也成了欧盟目前陷入疫苗困境的第三个原因。从数据和实际情况上看，欧盟制药企业尽管有着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研发实力，但由于在新冠初期欧盟政府政策上并未积极投资于本土的疫苗生产研发工作，欧洲的疫苗研发出现了滞后局面。深究下来，这是欧洲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它们都首先强调企业竞争，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拒绝巨头和公司垄断，并认为这是保有经济活力的最好的方式。而在新冠疫情面前，欧盟也没有特事特办（即使是美国，也在5月15日设立了100亿美元的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计划支持潜在疫苗研发工作 ），立即支持本土企业的疫苗研发，错失了先机。其次，欧盟存在运行机制缓慢、做决定很犹疑的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依旧持有意识形态偏见，所站立场有偏。如果此次疫苗研发工作中欧盟能正视俄罗斯和中国的疫苗，给予这两方疫苗平等的待遇，那么他们现在也可以继续依靠他们的预采购方式从俄方或中方采购到疫苗，而不至于落入辉瑞疫苗困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既然没有选择自行开发道路，那就不应当过早摒弃可以合作的对象，毕竟疫苗的另一头连接的不只是金钱，而是生命和政权稳定。总之，此次新冠疫苗研发路线无分好坏，疫苗的有效性也只能依靠实验和接种工作检验，但欧盟在此次应对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体制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却应当加以重视，希望在本次疫情过去后，欧盟在面对国际重要事务时可以加强团结，正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果，开放心态参考借鉴他国抗疫经验。文字编辑：齐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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