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刘玉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中国致力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创新

瘟疫是人类从诞生至今都难以抹去的问题，与人类的进化相伴相随。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中提到一个史实：“1520年，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历史中，科特斯只带了不到600名随从就征服了拥有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其中一个比较关键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美洲大陆从未接触过而西班牙人却有了免疫力、习以为常的致命杀手——天花。”书中描述了一个细节：在阿兹特克人把科特尔斯及其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正在城市肆虐，连那个率队攻打西班牙人的阿兹特克首领也死于那个“悲伤之夜”。天花这个对于当时欧洲已经司空见惯的传染病，却轻而易举地击垮了印度安人的躯体、还摧垮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瘟疫，在西方的语系里，始终伴随着征服、命运、宗教，折射着危机和悲情。黑死病的各种传说、古迹至今如幽灵般回荡在各个欧洲小镇、记录在各种典籍、陈列在各大世界著名博物馆里。鉴于西方世界征服史与瘟疫、病毒的密切关系，对于中国战胜新冠疫情的“教科书”式操作，西方在惊叹之余，更多的是恐惧。因为这唤醒了他们曾经因为瘟疫而经历的历史灾难，更让他们想起了曾经因为传染病的帮助而在征服“新大陆”的过程中的所向披靡。因此，中国有必要向世界澄清，中国作为东方古老的大国，一开始与西方哲学就不同，中国领衔的不是重复霸权之路，而是在探索国际领导力的创新与协同发展。

在病毒的无差别攻击下，各国政府经历了“同一考题”的执政能力检验。

《纽约时报》曾刊文，把矛头直接指向美国疾病防治中心（CDC）。该报认为，尽管西雅图的研究人员较早已经发现了美国新冠疫情的迹象，但却没有合法检测的资质，而能够合法检测的机构却又没有试剂，并且在信息发布方面也缺乏合法公布的话语权，美国疾病防治中心此次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很慢，最后是在美国各方压力下才开始作为。《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言辞激烈地批评了美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反应。该社论指出“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全新版本的民主领导力的失灵。特朗普总统耗费了三年时间来削弱和贬低美国政府，现在美国歇斯底里地需要一个运行正常的政府（来应对疫情）。我们付出的代价正在骤然陡升！”社论直接报矛头指向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尖锐地批评了回避和不作为将会孕育更大的危机，美国将付出惨重代价。在同一张“考题”的答卷上，各国政府的领导力正在经历着统一标准的考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格局下，去比较国家间领导力强弱是没有必要的，而是要看到在遭受病毒无差别攻击的时候，不同国家、民族、地域不同肤色的人民所遭受的共同挑战。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国际大变局，我们需要正视共同的危机，携手探讨变局之下的未来创新领导力模式。

“抄作业”背后的数字时代社会规律需要引起国际重视。

“抄作业”这个词是中国国内网络自媒体在疫情期间使用的关键词，指的是对好的疫情防控方式方法的借鉴。根据哈佛大学官网新闻，哈佛大学将早在3月份将所有课程改为线上授课，并要求学生在今年春假周后不得返校。麻省理工也通过邮件等方式通知学生开始转为线上授课。除中国疫情期间已广泛使用的全民网络教学外，隔离措施、大数据疾控、医疗社区等工作下沉、抗疫物资征用方式方法等也被欧洲、日、韩、东南亚等地区广泛借鉴。虽然在西方媒体上不难见到“双标”的批评，但具体措施的借鉴与采用已表明了中国抗疫模式的可取之处。行动胜千言，正是中国的古老价值观，强调自身优先的霸权理念在古老东方是没有繁殖的土壤的，中国的创新领导模式专注的是解决问题。

中国给出的答案应当受到重视。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抗疫能否尽快结束，关键在于调和一个重要矛盾：一方面近期起伏过大的金融市场需要强调新冠疫疫情的风险来掩盖长期的资本市场衰退迹象；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又需要人们能减少恐慌、降低面对新冠疫情的风险感知预期。在资本面前，对利益与人权的取舍，在数字时代首次被全息不间断地呈现出来，暴露于全球各国人民的眼前。

病毒给西方的治理模式带来了一个急需直面的问题：“基于天赋人权的资本主义体系，怎样在数字时代得以延续和保证？”目前西方并没有给出答案，只有质疑。中国有答案，但正如之前所论述的，西方对此却顾虑重重。数字中国是全球率先进入数字化时代的国家之一，疫情以来中国表现出的快速反应能力、动态治理能力和全民动员能力全球有目共睹，在中国已经逐步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复工复产之时，中国也愿意与全球各国分享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治理经验，共同探寻未来的全球国际创新领导力模式。

姚玉斐博士（河北地质大学捷克研究中心研究员）：

新冠疫情或有助于提升中国在欧洲国家中的形象

此次新冠疫情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能否有效应对疫情，也成为各国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认为，新冠疫情也将加速权力和影响力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在这场疫情中，相比韩国、新加坡和中国，欧洲和美国则反应迟缓、应对失策，这进一步损害了西方的“形象”。而面对疫情，中国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以自身抗击疫情的实效受到世界瞩目，这也有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

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差异导致欧洲国家对中国形象存在曲解。

长期以来，中国在欧洲国家中的国家形象与中国自身的形象定位存在较大差异。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欧洲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普遍对中国持有一定的负面看法。据美国皮尤中心的2019年春季的调查显示，受访的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比例不足50%，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这一比例不足40%，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对美国比对中国持有更加正面和积极的看法。总体而言，这种曲解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政治制度持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比如，认为中国是“非民主国家”、认为中国“压制公民自由”、“人权状况较差”等。这种偏见一方面源于冷战时期的思维定势，以及意识形态偏见，导致的欧洲对中国存在着刻板认知，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制度存在天然敌视。另一方面，源自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所产生的优越感。以西方文化视角解读中国，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

二是对中国崛起的偏见。在面对中国快速发展和力量增长，欧洲国家表现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能够看到中国发展对欧洲提供的机遇，希望能够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不愿失去庞大的中国市场。另一方面，担心中国崛起对自身构成威胁，“中国威胁论”在欧洲仍有市场。其中既有对中国硬实力的疑虑，诸如“军费开支不透明”、“倾销廉价劣质商品”、“肆意窃取知识产权”、“造成欧洲大量失业”、“野心称霸世界市场”、“挑战国际秩序”等。也有对中国软实力快速增长的担忧，如将中国文化“走出去”视为文化输出，对孔子学院等机构持有戒备心理，担心中国文化对自身价值观构成挑战。这都体现了欧洲国家对中国崛起产生的严重不信任。

应对疫情展现了中国在国家治理能力方面的制度优势。

在疫情爆发初期，一些欧洲国家借机对中国进行了舆论攻击，有媒体和政客效仿美国，给病毒贴上中国标签，并指责中国抗疫措施违反人权。随着欧洲疫情的蔓延和发酵，又试图“甩锅”中国，把自身应对疫情不力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尽管欧洲国家不愿承认中国在应对疫情中的成就，也不愿意接受中国在全球合作抗击疫情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对中国取得抗击疫情的显著成效的客观事实，也无法否认。一些民调数据显示，中国的国家形象正因有效应对疫情而提升。

5月18日，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美国利益》杂志网站上刊文指出，“尽管从整体看，‘民主国家’在处理危机方面的表现并不比所谓‘威权政府’差，但中国的表现胜过了美国。”就在同一天，德国科尔伯特基金会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新流行的肺炎背景下，美国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直线下降，而中国的形象却有所上升。德国专家和媒体表示，这是由于美国当局在防疫方面的不力导致形象恶化，而中国采取的有效防疫措施给德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调查显示，在新冠疫情背景下，超过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将中国视为他们在欧洲以外的最大伙伴。36%的受访者认为与中国建立关系比美国更重要。去年9月，这一数字仅为24%。与此同时，只有37%的人认为他们应该首先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而去年9月这一比例为50%。此外，德国民调机构Dalia Research发布的《2020民主认知指数》（Democracy Perception Index 2020）的民调报告中，将中国同美国怎样应对新冠疫情作为两个相关问题进行提问调查。在两国政府对应新冠危机表现的评价对比中，几乎全部受访国家的反馈都是中国抗疫表现更好。只有美国、日本、韩国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防疫措施比中国好。在所有受访的欧洲国家民众中，对中国的表现持肯定态度的比例均高于对美国抗疫表现持肯定态度的比例。

改善中国在欧洲国家中的形象仍需长期努力。

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中国形象的全面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中欧双方的不懈努力。首先，欧洲国家的意识形态偏见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其次，美国拉拢欧洲对抗中国的战略已经毫不掩盖。特朗普政府在诸多议题上迫使欧洲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美国反华势力甚至试图与欧洲构筑“价值观联盟”，共同对华发起“新冷战”。此外，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传播能力的建设也非一日之功。这些因素都使得中国形象的改善困难重重。

对此，我们应保持战略耐心和信心。一是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展现中国良好形象。毕竟形象作为一种主观认知，是对客观实际的反映，尽管可以扭曲，但不能完全脱离实际。在后疫情时期，中国在成功控制疫情的前提下，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必将有助于再次提升中国形象。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国内生产总值（GDP）由一季度同比下降6.8%，转为增长3.2%。多家知名国际机构专家和媒体认为，中国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经济稳步复苏、前景看好。二是以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坚持多边主义和推动全球治理合作，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以公共卫生、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为引领，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扩大对外开放，巩固提升中欧合作水平。三是以文明对话沟通和互学互鉴消除文明隔阂与偏见。加强与欧洲学术对话和交流，提升中欧人文交流水平和质量。对外部的无端指责进行合理有效的回应，同时提升积极引领舆论主动设置议题能力。既适度阐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制度选择，又不搞价值观输出，避免同西方国家陷入文明冲突和意识形态对抗的陷阱。

郑东超博士（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美国决定退出世卫组织对美欧关系的影响

7月6日，美国通知联合国决定于2021年7日6日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传出，国际社会失望之余并未哗然，此前早有先兆。5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给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写信，威胁美要退出世卫组织，加上之前的系列“退群”“毁约”，国际社会对特朗普政府的“退群”套路了然于胸。在新冠肺炎全球疫情形势依旧严峻情况下，美国“退群”与国际合作抗疫大势背道而驰，与传统盟友欧盟倡导的多边主义背向而行。美“退群”对美欧关系难以造成严重冲击，却再次暴露出欧盟多边主义和美国单边主义的对立。

美国决定退出世卫组织后，欧盟及其成员国普遍表示遗憾或失望。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欧盟对美退出世卫组织感到遗憾。意大利卫生部长斯佩兰扎在社交媒体上对美提出批评，特朗普的选择是严重且错误的，世界卫生组织需要改革，但不能被削弱。西班牙外长冈萨雷斯称，世卫组织需要更多自主权，并为未来流行病做更多准备，应加强多边主义。德国卫生部长斯帕恩说，世卫组织最大的出资国美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采取的行动是“国际合作的倒退”。

笔者认为，欧洲国家对美国“退群”行为群起激愤，集体吐槽美国，有两大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美“退群”不合时宜，不利于国际合作抗疫。目前，全球整体疫情未有回落迹象，特别是美洲、非洲以及亚洲部分次区域板块疫情依旧严峻，确诊病例人数居高不下。世卫组织是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最重要国际多边组织，是应对全球疫情的协调机构。在全球疫情持续扩散蔓延情况下，世界各国本应在世卫组织统筹协调下，精诚合作，共同战疫，开展防控疫情经验分享、协调防控政策、联合研发疫苗等合作。美国“退群”势必损害世卫组织权威性和公信力，毒化国际合作抗疫氛围，不符合欧洲的公共卫生安全利益，更不符合全球公共安全利益。美国决定“退群”后谭德塞无奈表示，新冠病毒是百年一遇的人类公敌，但现在最大的威胁已经不是病毒本身，而是全球各国不团结。

第二个原因是“退群”不符合欧盟秉持的多边主义理念。欧盟本身作为地区组织，是多边主义理念的产物，这决定了其对多边主义具有先天性钟爱“情结”。欧洲也认同多边主义在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中的实效性。随着全球化深度发展，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跨国跨区渗透日益增多，全球性挑战不断加大，单一国家甚至区域组织难以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就给出了最好注脚。美国作为全球综合实力第一的国家，深度参与了自二战以来所有重要国际多边组织的创立，可以说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上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特朗普对国际组织表现出十足的功利性，充满了偏见和执拗，固执地走单边主义路线，对国际组织“合则用、不合则弃”，只顾本国利益，不顾国际利益。只顾私利，不顾公德。美欧不同的国际治理理念，决定了对国际多边组织的不同态度。双方都认为国际多边组织存在缺陷和弊端，但美国对此的回应是简答粗暴，一退了之。欧盟是坚持完善，推进改革，让国际组织变得更好。

美欧对世卫组织有不同态度，但美“退群”不会对美欧关系造成重大冲击，仅会在美欧“分歧簿”上多添一笔。冷战时期，美欧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两大“基石”，形成全方位同盟关系。冷战结束后，美欧不再拥有共同安全威胁，同盟关系有所松动。特朗普上台后，除军事安全和价值观层面外，美欧同盟“影子”渐趋模糊，各自秉持的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泾渭分明，分歧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这对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上。

疫情盛行下，美国在国际抗疫合作上扮演了“拆台者”角色。其孜孜以求的全球领导者形象变成“一地鸡毛”，国际信誉度下降。自私自利的单边行为让欧洲逐渐认识到，一个频繁“退群”“毁约”的美国不再可靠，不再值得信任，这种不信任感会传导至其他领域对美的不信任，双方信任鸿沟不断加深。这种情况下，欧盟将加速战略自主进程，重新定位与美国的关系，相应调整对美政策。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在接受《卫报》采访时指出，欧洲国家应该认真考虑一个新的事实，即美国无法再力求成为世界领导者。尽管她是在回答美部分军队撤出德国的相关问题时发出的上述言论，但欧洲今后在一些领域可能还会面临美国“退群”的局面，这将成为欧洲处理与美国关系的新课题。

李奇泽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新冠疫情对欧洲的严峻考验

欧洲是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重灾区，欧盟27个成员国无一幸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疫情最为严重。这场疫情不仅是欧洲各国的公共卫生安全的极大挑战，更是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严峻挑战。

一、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考验

根据最新的数据，欧洲疫情中心英国近24小时内新增121个死亡病例，死亡人数增至36914人，感染人数新增1625人，增至261184人；法国近24小时内新增65个死亡病例，死亡人数增至28432人，新增358个感染病例，感染者人数增至219437人。此次疫情发展呈多点同步扩散并波浪式相继爆发的特点，从意大利北部开始，逐渐波及全欧，最后所有欧盟成员国均被病毒攻陷。此次新冠肺炎病毒的蔓延之外，范围之广出乎外界的预期和想象，也凸显出了病毒无国界的特点。此次新冠疫情在欧洲发展如此严重的程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欧洲国家缺乏危机和防护意识。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欧盟国家在公共卫生治理领域出现的欧盟和成员国之间的双层治理结构，欧盟成员国之间在防疫期间为防疫资源各自为战和欧盟层面协调能力不足是导致欧洲在此次疫情出现严重情况的重要原因。

在医疗领域，欧盟各国有专有权限，欧盟更多的是运用指导性手段，通过软性约束机制，采取“开放性协调机制”推进在各国防疫过程中的协调。所以，此次欧盟各国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措施是由成员国负责和承担的。

在此次疫情中，欧盟各国体现出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态度，这对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挫折。德国扣押出口瑞士的消毒液，奥地利查封意大利的口罩，意大利扣押希腊等国的呼吸机。欧盟各国不团结被媒体痛批像“一盘散沙，各自为战”。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意大利《共和报》上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欧洲各国此前并没有意识到，只有团结在一起，欧洲才能打赢这场疫病战争，只有联盟，才能赢。需要承认，在危机之初，太多人只想着他们本国的问题 。”她说，面对疫情“个人之间保持距离对我们的安全来说至关重要，欧洲国家职期间的距离却让世界陷入危险”。

二、经济救助方案之争

此次疫情给欧盟各国的经济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对疫情严重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损害更为严重。因此，欧盟提出了救助方案，以减缓疫情损失并促进经济的修复。

关于面对新冠疫情所提出的救助方案也是一波三折。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提出了“新冠债券”，即公共债务工具，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但是遭到了德国和荷兰等国家的反对。其反对的理由是意大利、西班牙等过希望通过“欧洲稳定机制”来协助这些国家，而接受欧洲稳定机制贷款是有条件的，即接受贷款的国家必须执行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实行彻底的经济改革，以便确保欧元区整体经济的平稳。经过的激烈的辩论和商定，各国财长在4月9日就总额为5400亿欧元的大规模救助计划达成了共识。一揽子计划中包括三个方面：为劳动者提供保障、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援助、为欧元区国家提供资助。而在商讨一揽子刺激经济的救助计划过程中，双方均做出了妥协：意大利等放弃了共同举债的主张，而德国等承诺启用欧洲稳定机制贷款但不附加任何特定条件。从救助方案的商讨过程中可以看出欧洲在疫情严重的情势下识时务地选择了有难同当、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

欧债危机过后，欧洲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意大利是欧洲债务第二高的国家，作为欧洲疫情的重灾区，意大利政府不惜提高预算赤字，启动7500亿欧元的计划，用巨额资金刺激经济，以此应对疫情危机。这些都意味着政府增加支出，负债率急剧攀升，政府债务将急剧攀升。欧盟国家在此次疫情、难民危机、金融市场动荡三者夹击之下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是欧盟面临的又一重要的难题。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来说是严峻的挑战，但是欧洲一体化在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此次疫情过后，欧盟国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是会走向更加深层次的联合还是会出现新的方式值得关注。但是，笔者认为，危机之中的欧盟国家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要保证人民生命安全的万无一失，当一国需要国际区域组织获得救援时，更大范围的团结似乎是更加必要的选择。民众对于欧盟身份的建构即来源于欧盟对于民众在疫情中所给予的实质性的帮助所产生的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民众对于欧盟身份有充分的认同感时，欧盟将有可能成为当今政治经济板块中最为稳定的政治联盟。

费正健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专任教师）：

浅评塞尔维亚新冠疫情复燃下的抗议与骚乱

塞尔维亚议会大选刚尘埃落定，总统武契奇领衔的现执政党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然而选后不久，现任议长与多名政府要员都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原本在中方医疗专家组援助下防疫出色的塞尔维亚随后全境疫情迅速复燃，而此时距离五月初解除紧急状态、复工复产仅一个多月。为防止疫情大规模扩散，塞尔维亚官方于七月初宣布特别防疫措施并于周末实施宵禁，而原本宵禁多发生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情况下，此举立刻遭致塞尔维亚全国范围内多个城市大规模抗议，并逐步在7月7日至8日演变为大规模骚乱。

本次大规模抗议的导火索在于政府宣布为应对疫情反弹而实施的严苛措施。相对而言，为应对此次复燃疫情，塞尔维亚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并无不妥，例如限制公众聚集活动、限制室内场所人数以及营业时间等，且相关限制措施多为临时限制，可适时撤销。然而，普通民众与缺席本次议会选举的多数反对派势力并不认同，二者之间虽诉求各异，但反对武契奇、反对现政府的立场尤为一致，因而原本相对常规的和平示威抗议在各方加持下迅速演变为暴力骚乱。

见怪不怪的“常规型”抗议

近几年“常规型”的游行示威与抗议活动在塞尔维亚屡见不鲜。总统武契奇民调与选举结果虽高，但在首都民众以及高级知识分子阶层鲜有支持，尤其是2017年武契奇辞去总理参选总统获胜以来，不少社会人士担忧其真实意图，随之而来的是常规型的和平抗议活动，尤其是2018年以来，几乎每个周末都举办的“五百万分之一”抗议活动。该抗议活动有组织、有规划，且在警察部门的规范下基本可以和平有序地进行。去年倍感压力的塞尔维亚反对派势力进行了部分整合并组建“塞尔维亚联盟”，多次率领示威民众试图暴力冲击相关政府部门，但多为政府强力部门有效控制。新冠疫情在塞境内的突然爆发，既扰乱了常规型的游行示威，也推迟了原定的议会选举，原本反对派联盟宣布集体抵制，希望借助舆论与低投票率杯葛选举并从中获利的计划有所落空。加之政府早期防疫措施得当，选前民意调查还显示其支持度有所上升。五月初结束紧急状态之后政府随之宣布六月底进行议会选举，常规型和平示威活动亦随之重现，5月11日的和平抗议中反对派与亲政府人士同时聚集议会大厦门前互表诉求，此后至本次骚乱升级前，尤其是议会选举前后，“常规型”抗议活动在各方反对势力的组织下都时有发生，整体社会局势处于平稳可控阶段。本月9号骚乱之后抗议的局面亦有所缓和，并逐步回归常态化。

反对派的角色与诉求

长久以来，塞尔维亚反对派势力相对分散且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思想和统一领导，反对派势力联合体 “塞尔维亚联盟”成立以后局势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但与两千年初针对米洛舍维奇的反对势力相比相差甚远。对于本次议会选举，反对派势力有限，多数民调显示其现有支持率无法直接影响大局，且现有的反对派联盟采用政党加盟方式，依旧缺乏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可圈可点的博什科·奥布拉多维奇、德拉甘·吉拉斯等人力量也相对有限，对内难以统一反对派、而对外也难以撼动执政党，况且部分反对派领导人为前朝旧势力，当初的执政形象也未必能够获得社会广泛认同。然而对于组织抗议活动，在野多年的反对派并不陌生且深谙其道。从选举前的抵制到选举后的抗议，反对派一直积极动员社会力量蓄力抗议，本次防疫措施正好予以反对派口试并提前运用，使其可借题发挥且煽风点火，相关报道显示部分富有家庭子弟也参与其中，可见其意图不在于选举或抗议本身，而是借此抗议从中获取政治利益。反对派内部组成来源十分广泛，既有诸多私营企业家、独立作家与记者，也有大学教授等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身影，考虑到议会对政府组阁的决定权以及未来长达四年的执政党垄断地位，其背后所参与角逐所能调动的社会舆论与资金实力可想而知。受本次议会选举低投票率但实际选举有效的影响，政府组阁与未来的总统选举在马太效应的加持下极有可能就此与反对派绝缘，本次大规模抗议与骚乱升级更像是反对派无路可退下的背水一战。

防爆警察与媒体记者之间的对立

与多数示威抗议类似，防爆警察与媒体记者也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对立面。某些独立媒体的报道也开始由关注警方的暴力执法、无差别攻击开始转为关注警方所使用的过期三十年的催泪瓦斯及其潜在性危害以及呼吁释放被捕者，反对派也借机指控政府派遣流氓势力混入抗议之中，而部分媒体为抓拍特别镜头而冲锋陷阵与警方驱散示威者清理现场的之间的两种“敬业”精神产生极大冲突，对此记者协会首先考虑的并非安全公正报道，而是指责警方不能对卷入示威人群中记者们进行足够保护。对于本次暴力事件，欧盟与美国方面对于暴力本身都予以谴责，但并未明晰谴责主体，表态也相对模糊，不少报道认为警察总长应当对此负责并辞职。警察相关行为被部分媒体刻意渲染报道，其中以N1媒体为例，直播中出现诸多恰逢其时的暴力执法镜头，对此笔者首先对该媒体的背景存疑。该电视台有外资背景且长期以对抗政府、抹黑现任政要为主题，与美国本土媒体有较大合作，其偏向性使人不得不怀疑其报道的中立性与真实意图。另外部分媒体人的真实采访意图不明，或有刻意包庇抗议人士之嫌疑，同时也不得不怀疑部分暴徒借助媒体人士对抗警察，笔者曾经历多次之前的游行示威，“常规型”抗议与示威一向是在警方统一安排下和平进行，很难相信警察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无端对平民实施暴行，历经多天动荡后，当地局势也相对平静，笔者认为警方的相关行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暴力抗议与骚乱的进一步扩散和升级，部分激进人士借助舆论重现所谓颜色革命的相关企图有所落空，但在结合部分媒体报道的偏向性报道与舆论及时传播方面，执政党天然处于某种任劳任怨却有苦说不出的相对不利位置，反对势力借此亦有一定获益。

抗议中青年人的诸多背影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人在历次抗议中均积极参与，本次抗议与骚乱中青年人比例也颇高，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塞尔维亚失业率去年已经降至个位数，但整体社会环境对青年人颇为不利。塞尔维亚的高等教育层次不低，却又颇具诸多特殊性：入学方面大学下属各院系相互独立且公费生和自费生并轨，食宿方面多数院系教学楼与住宿区相隔甚远且学生公寓仅涵盖半数学生，修学方面考期长且考试偏多因而不少学生不能如期毕业，就业方面毕业生普遍待遇不高且研究生也不容易找到好工作。如果说这些显性问题尚能为社会普遍接受适应，那么青年人思想层面的隐性问题则无法调和。塞尔维亚各高校普遍不设思政教育类课程，缺乏辅导员类似的上下沟通角色，青年学生普遍习惯在脸书、油管等社交平台上以嘲讽政客反对政府为荣，焦虑贩卖同样存在于塞尔维亚青年团体中，只不过会演变为要么盲目崇拜欧美以寻求机遇远赴海外、要么普遍颓废失落而留在国内勉强维生，海外某些势力也有意吸纳部分青年人或海外交流培训或境内交流资助，以相对低廉却能刚好解决温饱的补贴从而使其成为诸多抗议先锋。本次抗议与骚乱中的青年人既怀有对武契奇领导的执政党及现政府的诸多强烈不满，也有国内外诸多丑化武契奇言行举止的推波助澜，至于直接导火索，当属严重影响青年生活与社交的关闭学生公寓与宵禁措施，而诸多各自为政的高校院系却并未能及时予以协调。学生群体其实也以独立身份以“五百万分之一”抗议之名实际参与本次议会选举，但实际得票率却并未达到3%的门槛，为此笔者查询对比执政党联盟参选名单，申报250人中仅3名为学生身份，而实际当选仅一人，这与执政党联盟超六成的得票率相比，很难不激化青年人的对立与愤怒情绪，除了抗议却又无可奈何。另外，不少青年人对于反对派政客并不完全认同甚至有所反感，抛开利益层面，反对派塞尔维亚联盟真正能够获得且为之所用的青年人支持也仅限于抗议活动本身。

国外势力干预的分析

骚乱冲突爆发不久，塞尔维亚官方即表态有外部势力介入，当地媒体也或明或暗地指出部分国家与组织参与其中。总统武契奇曾明确表示俄罗斯没有介入，但指出本次骚乱的目的是为求推翻政府。欧美各国考虑到未来经贸合作以及解决塞科问题，政府层面直接介入本次选举有些不切实际、且既无诉求也无实际效益。结合当地媒体报道的黑水公司介入的可能性，以及警方在骚乱现场逮捕的几名外籍公民的有限信息来看，外部非官方的私人或独立势力介入骚乱的可能性较高。警方向媒体透露出其中一人曾直接参与乌克兰冲突，这无疑是间接将外籍被捕人员指定为抗议活动的职业组织者，结合之前排除欧美官方组织介入的可能性，那么黑水公司以及这些职业人员的幕后客户无疑又引向诸多反对派政商势力。对此笔者也曾对比过米洛舍维奇时期西方势力资助反对派、扶植本土代理人的模式，即国外民主或人权基金会直接或通过第三方对指标性本土政客或团体进行预选性定向资助培养，以求未来能够成功上台执政，并以此谋求政治经济利益。但考虑到现有执政党的强势地位与对政府诸多强力部门的有效管控，以及曾经反对派领导人之一的武克·耶雷米奇接受政治献金被媒体曝光一案，包括当下塞尔维亚政府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以满足西方所期望的民主标准，也符合欧盟与美国对西巴尔干地区局势稳定的诸多需求，此类扰乱地区局势而物色代理人行为模式的可能性确实不高，而且最关键的是，现时的反对派中实在难以物色出足以与武契奇相抗衡且值得进行深度投资的潜在未来领袖。随着近期局势相对趋于缓和，暴力行为逐步消退，近期尚有为数不多的社会人士坚持示威抗议，但也逐步回归和平主轴而表达各自诉求。欧盟和美国方面最近都争先着手于推动塞尔维亚中央政府与科索沃地方当局之间的和谈以求顺利解决科索沃问题而载入史册，对此或多或少都希望武契奇与执政团队及其执政思想可以长期平稳地延续。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经过4天4夜的激辩后，欧盟领导人在7月21日凌晨终于达成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协议，其中包括“新冠疫后复苏基金”以及未来7年的兆元预算案。希腊将获得超过700亿欧元的资金，以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对该协议表示满意，并形容是“国家的胜利”。

捷克

欧盟峰会结束后，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向媒体表示，与欧盟委员会5月份的最初提议相比，捷克共和国可以从欧盟复兴基金和下一个多年期预算中获得额外的750亿捷克克朗。

捷克共和国正在更改捷克公民未婚伴侣的入境规则，这些伴侣已因3月中旬冠状病毒爆发而实施的现行欧盟范围内的旅行禁令而分开。捷克外交部宣布：“ 从2020年7月20日星期一开始，只要满足一些条件，第三国国民，特别是免签证国家的国民，可以来捷克访问他们的伴侣。”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总理表示，斯洛文尼亚对欧盟预算方案表示满意。斯洛文尼亚将会获得100亿欧元。这是斯洛文尼亚迄今获得的最多的欧盟转移支付。在马拉松式谈判之后，斯洛文尼亚总理表示，在谈判中，斯洛文尼亚已经达成了其预定的所有目标。这也许将是斯洛文尼亚最为成功的一次谈判。

塞尔维亚

7月20日，塞尔维亚传染病防治研究所主任斯特凡诺维奇（Goran Stefanovi）介绍，该处每天约分诊20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3需要入院治疗，1/3在家中接受医学监督，1/3症状较轻。他还表示，目前分析显示新冠男性病例死亡率较高，在塞男性死亡率占64.84％，女性占35.16％，重症患者中肥胖患者的并发症几率较高。此外，塞尔维亚当天有190例重症患者需要使用呼吸机，是该国疫情发生以来重症患者最多的一天。

克罗地亚

21日是新一届政府领导班子亮相的日子，但行政部部长ivan malenice因感染新冠病毒无法到场。万幸的是，在过去48小时，他没有和自己部委的同事接触过，一共大约接触过10个人，基本是自己的家人为主，目前他有轻微发烧症状。

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表示，在刚结束的欧盟恢复基金的讨论中，为克罗地亚争取到了总共220亿欧元的资金。他说，我感到非常满意，这也是我们成为欧盟一员的重要意义。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卫生部长温克勒（Ilze Vinkele）希望联盟政府能够按照承诺分配必要的资金来提高医务人员的工资，尽管并非所有各方都将其视为政治责任。当被问及是什么使她认为这次卫生部将确保增加医务人员的薪水时，温克勒说，新冠肺炎可能对此有所帮助，因为大流行表明了医务人员工作的重要性。温克勒进一步指出，目前国内各政党之间存在“轻微的政治嫉妒”，因此是否能够具体落实实现还有赖于接下来的努力。

据报道，卫生部副部长阿里斯·卡斯帕兰斯（Aris Kasparans）早前表示，卫生部已要求在明年的预算中增加2.11亿欧元作为医务人员工资，资金将分三部分提供。

保加利亚

保政府通过决议，为一线抗疫人员发放一次性的国内旅游补助。该福利覆盖范围包括医生、相关领域专家、医疗机构从事辅助性工作的专门人员、地区卫生检查人员，借调到地区卫生检查部门的地区健康保险基金工作人员、紧急医疗救助中心和国家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中心人员等。上述人员每人可获得210列弗国内游补贴，可在2021年11月30日之前使用。相关款项将从卫生部、劳工部、内务部、地区发展部及国防部年度预算中划拨。这笔补贴将是对一线抗疫人员的鼓舞和激励，也有助于遭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旅游业复苏。

经过5天会议的协商谈判，7月21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欧盟峰会就欧盟2021-2027年预算框架达成共识，保加利亚将获得约290亿欧元的预算支持。受英国‘脱欧’影响，此预算比上一期7年预算减少620亿欧元，但保加利亚仍比上一期预算多获得近10亿欧元。与以前的预算相比，欧盟预算中与保加利亚有关的变化主要是：保加利亚将获得77亿欧元的“复苏基金”赠款。在保加利亚的倡导下，共同农业政策和凝聚力政策的资金继续保留，凝聚力政策获拨90亿欧元，比上一期预算增加8亿欧元。保加利亚首次获得2亿欧元的专项资金以支持北部和西北部等欠发达地区。5亿欧元将被指定用于保加利亚的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发展。2亿欧元将用于移民和安全事务。

斯洛伐克

欧盟领导人在7月21日凌晨在布鲁塞尔就拟议的恢复基金和欧盟未来预算达成了一项协议。斯总理伊戈尔·马托维奇（Igor Matovič）在峰会结束返回斯洛伐克后立即表示，斯洛伐克在峰会上取得了预期的成就。斯洛伐克将从欧盟复苏基金中获得75亿欧元。关于预算，斯洛伐克可以在2021年至2027年之间获得186亿欧元配额。斯洛伐克还可以从先前的欧盟预算中提取80亿欧元未动用的资金。总统苏珊娜·恰普托娃在Facebook上发表评论，称欧盟对斯洛伐克的援助“史无前例”，“为了能够明智地使用这种援助，我们需要联合最好的领导人并制定一个很好的计划。为了未来世代，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花掉这笔钱，而且还应该将其很好地投资于斯洛伐克的发展中” 。

匈牙利

匈牙利总理表示，在欧盟各国就下一跨年度财政预算达成协议之后，匈牙利和波兰不仅成功获得了规模较大的转移支付，也在欧盟峰会上成功维护了民族的尊严。波兰和匈牙利两国的成功是一致的，即两国都成功谴责了那些批评波兰和匈牙利的国家。这些国家声称自己是法治国家，便企图教育和批评那些追求自由的民族。这些国家用尽一切办法尝试将所谓法治和预算问题捆绑在一起，但是波兰和匈牙利成功阻止了他们的企图。两国认为，应当分开处理这两个事项。预算谈判本身还表明，如果两国团结，那么就不会有任何敌人阻碍两国的成功。

罗马尼亚

过去24小时内，罗马尼亚确诊994例，累计确诊31933例，累计治愈24454例，累计死亡2074例。

7月21日，约翰尼斯总统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表示，罗马尼亚代表团经过谈判为罗争取到了总额799亿欧元的未来7年财政款项。总统表示这笔资金对罗马尼亚重新启动和经济振兴非常重要。政府将用这边资金来恢复罗马尼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医院、学校，推进公共系统现代化。

爱沙尼亚

拉塔斯总理称，爱沙尼亚在欧盟预算谈判中表现好于预期，在新的欧盟长期预算下获得30亿欧元的凝聚力政策或结构基金，对自有资金规模的要求也将大幅降低，而直接资助的规模将增加三分之一以上。根据欧盟2021-2027年的长期预算，爱沙尼亚总共将从欧盟获得68亿欧元，除了主要预算之外，还将从未来三年重振经济的计划中获得15亿欧元的支持。因此，爱沙尼亚将从欧盟预算中获得比即将结束的上一时期多21.7亿欧元的资金。欧盟新的长期预算规模为1.074万亿欧元，重启经济的计划规模为7500亿欧元，其中3900亿欧元是赠款，3600亿欧元是贷款。

立陶宛

立陶宛首席流行病学家洛雷塔·阿索克利尼（Loreta Asokliene）周一警告说，即使旅客不是来自一个新冠肺炎“黑名单”上的国家，也可能不得不在返回立陶宛时自我隔离。从星期一开始，立陶宛人从克罗地亚返回时必须自我隔离两个星期。首席流行病学家指出，捷克共和国，奥地利和瑞士也可能会被列入定期更新的新冠疫情影响较大的国家名单中。同时，强制性14天隔离要求目前适用于卢森堡，瑞典，葡萄牙，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Asokliene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与波罗的海三国协调，为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入境人员引入统一的调查表。

黑山

黑山国家防疫协调小组表示，在黑山国家卫生研究所的建议下，政府将重新宣布国家再次进入疫情防控状态。政府将会颁布若干新的临时性措施以阻止疫情蔓延。新的措施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必须佩戴口罩，包括7岁以下的儿童。如果在海滩或国家公园时社交距离较大，则可以不佩戴。全国范围内不准开展40人以上聚集性户外活动以及20人以上的封闭式室内活动。社交距离需至少保持两米。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希腊

专家们的担心和告诫不无道理，目前，除了在公共交通工具佩戴口罩，大多希腊民众已经不在封闭空间内佩戴口罩。希腊多位医学专家建议政府重新强制民众使用口罩。传染病学家马里奥拉扎纳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说服或劝诫公众加强防护措施，但这对希腊人来说毫无意义。”到目前为止，希腊的防疫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为了让民众不放松对病毒的警惕，希腊政府已经规定从7月18日起，希腊所有超市的员工和顾客都必须佩戴口罩，违者将罚款150欧元。

捷克

有关机构在2月至6月进行的调查显示，冠状病毒危机对捷克共和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员工造成了负面影响。在调查的时间段内，约有18％的18至65岁的人失业，而大多数受访者指出自己收入有所下降。根据捷克劳工局的数据，3月份该国失业率维持在3％，随后几个月逐步上升至6月的3.7％。

罗马尼亚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5月，欧元区年通胀率0.1％，6月升至0.3％；欧盟的年通胀率则从0升至0.8％。6月份通胀率最高的欧盟成员国分别为波兰（3.8％）、捷克（3.4％）、匈牙利（2.9％）和罗马尼亚（2.2％）。

保加利亚

根据保旅游信息系统数据，保黑海沿岸的大多数酒店未接待游客。截至7月6日，在所有8800家海边酒店和其他住宿点中，只有不到2500家接待了游客，占比为28%。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管世琳、边敏嘉、吴佳岳

审核：刘作奎、管世琳